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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第四节中说：“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不论养牛者是否对他的牛引起的谷物损失负责，情况都一样。”[3](P83)
科斯所说的“定价制度的运行成本”就是讨价还价等整个谈判和履约过程的交易成本，科斯所说的“法律状况”就是法院的判决。
科斯的假定被产权学家们归纳为“科斯第一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无论立法者或法院对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3](P10)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第六节《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中又说：“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3](P92)
科斯的这段话，被产权学家们称为“科斯第二定理”。[3](P12)
“第一定理”实际上是“科斯假定”，“第二定理”才是真正用于指导经济法制的“科斯定理”。那么，这个“科斯第二定理”的价值究竟如何呢？
笔者以为，法律对权利的界定，无论是立法界定还是司法界定，当然会对经济效益产生重大影响。否则，法制，尤其是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也就没有存在的社会必要性了。这是一个常识，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从来没有人反对过的常识。所以，科斯不惜用十几万字符的篇幅，不厌其烦地论证这样一个人人皆知、人人赞成的常识，完全是无的放矢，无病呻吟，故弄玄虚。
“发现”或指出经济法制对于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这个常识并不难，也不需要有多高的学问。困难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权利，这里面才大有学问。可惜的是，科斯并没有提出如何界定权利的任何参数。
在文章的开头科斯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处理“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不能采用皮古的办法。但是，究竟如何解决呢？一直到文章的最后（有十二万五千字符之长的长文的最后！），科斯也没有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哪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在《社会成本问题》第九节《皮古的传统》中，科斯说：“就我的目的而言”，“表明”皮古的方法“不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3](P121)
皮古的方法不好，好的方法却又不愿意提出来，这更说明科斯是故弄玄虚。
程恩富指出：重视权利、制度或者法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并非科斯首创，科斯之前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早就从多方面无数次地阐述过了。将一种对“常识性的道理”的叙述“拔高为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理’，似乎显得当代人的思维也太贫乏了。”[4](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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