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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西方产权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产权定义，我国学者大体上有三种评价。
1、肯定论。
对于西方学者的产权定义，我国学者大部分是推崇的，就连对西方产权学说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有时也对西方的产权定义表示肯定。
吴易风认为，阿尔钦关于“产权是一个社会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利”的产权定义，“是一个权威性的定义”。〖吴易风：《西方产权理论和我国产权问题》，《高校理论战线》（京）1994年第3期，第16页。〗
程恩富认为，“德姆塞茨关于产权包括受益或受损的权利的观点”，“阿尔钦关于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权利的观点”，“都是较为客观的，丰富了人们对产权内含和功能的认识”。〖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兼论中国企业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3-64页。〗
2、晦涩难懂论。
在推崇西方产权学说的学者中，也有人认为西方学者的产权定义晦涩难懂。
段毅才说，德姆塞茨关于产权就是“一个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的定义“比较晦涩”。〖段毅才：《西方产权理论结构分析》，《经济研究》（京）1992年第8期，第73页。〗
储东涛说，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定义“说得比较晦涩”。〖储东涛：《现代产权理论与现代企业制度》，《唯实》1995年第2期，第8页。〗
3、无意义论。
张谷说：“就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定义与比较而言”，西方学者的产权定义“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张谷：《所有权理论和产权理论在经济研究方面的区别》，《经济问题探索》（云南）1994年第5期，第29页。〗
刘大生认为，阿尔钦、德姆塞茨等人的产权定义在语法和修辞上是有毛病的，在逻辑和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刘大生：《产权定义和本体质疑》，《福建论坛·经社版》（福建）1997年第10期，第35页。〗
（五）关于西方产权理论走红的原因
西方产权学说之所以流行，多数人认为，那是因为这个学说很有价值。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那不是因为它有很高的价值，而是由于别的原因造成的。
吴易风认为，科斯理论能够走红，在于它适应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需要，并不在于它有多高的学术价值，“迎合某种需要的理论，跟该理论是否科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经常是不一致的。不能说由于迎合某种需要因而流行起来的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吴易风：《西方产权理论和我国产权问题》，《高校理论战线》（京）1994年第4期，第21页。〗
井蛙四郎认为，科斯等人“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井蛙四郎：《西方“产权”学说质疑》，《法学研究交流》（福建）1998年第2期，第29页。〗
刘大生认为，西方产权学说尽管不成熟，尽管很乱很玄，但它能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毕竟适应了法学与经济学相融合的历史趋势，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向法律经济学过渡的历史潮流。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能走运流行的原因。〖刘大生：《不惑的代价----我的学术生涯》，《当代法学》（吉林）1999年第5期。〗
四、关于产权改革
产权改革问题，是产权理论中的实际问题，也是产权理论之目的所在。因此，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一）国有企业的产权清晰问题
产权清晰曾经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指导方针，凡是不清晰的都要清晰起来。那么，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否有不清晰的问题呢？学者中大概有三种观点：
1、不清晰论。
胡岳岷、张志刚认为：第一，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是虚置的，作为主体的“全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企业之外的政治力量掌握企业命运，却不承担直接的经济责任。权利和责任错位。第二，国有企业的产权边界是模糊的，“花的不是自己的，不花白不花；捞的不知是谁的，不捞白不捞”。第三，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是不顺的，政府往往用自己的行政职能冲击自己的股东职能，对财产的关切度极低，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胡岳岷、张志刚：《关于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当代经济研究》（吉林），1995年增刊，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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