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六十到七十年代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给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建设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害。之所以如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党的领导方式的政策化、运动化、人治化不能不算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转变领导方式的新探索，逐步告别了旧的领导方式，初步确立了法治化的领导方式，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富强。
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至关重要。
三、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要求党严格地在
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明确规定党的具体职权和具体的活动程序。这就是党的领导法治化的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缺一不可，不能偏废。
党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早在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被正式确立了，而且已经得到了全党和全民的认同。因此，本文不再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
在
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党的职权及其程序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必要进行充分的讨论。那么，为什么要在
宪法和法律中具体规定党的职权和程序呢？这是因为：
（一）明确党的职权和程序是党的领导权的性质决定的。
我国的
宪法理论和政治理论都承认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然而，这种领导权究竟是什么性质？是权利之权还是权力之权？
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术理论界也没有认真地讨论过。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应该讨论清楚，因为它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关重要。
权利在法律上是一种选择许可，是主体的一种选择自由。拥有权利的主体可以行使权利，也可以放弃权利。而权力则是法律授予或认可的主体的社会强制力，主体获得权力后没有弃权的自由。
权利还具有一种社会普遍性，即同类社会主体往往具有基本相同的权利。如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人都拥有财产权，等等。而权力则没有这种普遍性，比如，立法权、司法权等等国家权力都具有垄断性，不能让每个社会组织都享有这种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