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国：那么按照你的见解，这个建筑物的外表一定是德国式的？
梁慧星：不是建筑的外表一定要是德国式的，而是建筑物所属的概念体系和结构应该是德国式的。
王卫国：容不下一点英美法的成分吗？
梁慧星：当然不是，我刚才已提到了，像预期违约这些不就是融入大陆法系的成分吗？就这一点，当年王泽鉴先生对台湾借鉴英美法制定动产担保交易法时说，动产交易法的好多内容是由英美法中取来，他说，拿过来之后，我们就需要把它纳入台湾现在的或德国的民法概念和体系当中。他说，如果我们在解释动产担保交易法的时候，原封不动严格用英美法的那种相对的所有权的话，台湾民法典的崩溃就指日可待了。这句话对我们很重要的。
王卫国：请问江先生，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英美有侵权行为法、
合同法和财产法，但是他们从没有把三个法编成一个法典，如果有一天美国人请你为美国把他们这几个法编成一个法典，你认为可行吗？
江平：我想法典可以有两种模式，当然，严格意义上，应该是一种系统编纂的工程。因此如果要把美国的
合同法，财产法，侵权法，用系统的模式编成一个法典，我无能为力，但是，如果这种法典是一种邦联式的，这个法典中包括了这么几个部分，即每个单行法无非是说构成了民法典的内容，问题应该不大。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我们学校的一些教授，受到了英美法的影响，就主张民法典为什么不可以搞个邦联式的，除了总则外，其他都可以是单行法，
婚姻法，
继承法，侵权行为法，
合同法甚至知识产权都可以。这也是一种思路，并不能说哪一个是绝对正确的。但这不是我们现在进行的立法的含义。当然，我现在仍然主张，应当制定系统的民法典编纂，但是也不等于那种方式就是绝对的错误。就像我们以前批判三权分立说它是错的，其实这恐怕很难说，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就有它的好处。我们只是说，你有你的模式，我也有我的模式。既然我们选择了大陆法的法典编纂体例，采用更加科学的体系为好。
王卫国：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讨论就留给梁慧星教授。我刚刚拿到一本今年7月出的《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我谨代表在场所有的听众问你一个问题，你所说的 “斗争”指的是什么？
梁慧星：学习法律的同学都应当知道，一位著名的德国民法学者叫耶林，他有一部著作叫做《为权利而斗争》。在这部著作最后，他讲到，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我讲 “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与他讲“为权利而斗争”具有相同的含义，特别是想到了我们中国清末以来引进西方的现代民法制度。从1902年光绪皇帝下诏开始一直到1930年，才完成唯一制定的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典》。1949年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推翻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一个通令，废除了国民政府的“六法”，故而民法典也被废除，因此使中国大陆又出现了没有民法典的局面。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初曾三次制定民法典，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成功。由此想到，制定民法典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因此，我的这个论文集称为《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
王卫国：我们是否可理解为“为中国民法典而奋斗”更好。第二个阶段告结束。下面到了听众提问题的时候。
听众1：三位教授好！我想请问江教授一个问题，您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一种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就像现在您坐在三位教授的中间？我一直觉得您是在“德国式”和“英美式”的中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是这样吗？谢谢！
江平：应该说，我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并不多。我最近的思想里面，越来越比较多地肯定英美法中的优点。在我的经历中，过去对英美法比较多的带有一种否定。我记得在1982年刚刚开始搞民法典的时候，当时陶希晋同志说过一句话，是关于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当时领导人对英美法的看法，令我非常震动。他说：周恩来总理在一个场合说过，英美法中的一些好的东西千万不要忽视，它比较灵活，解决一些问题比较及时，当社会需要的时候，它能够很快地变化。大致意思就是这样。我也去了几次美国，觉得英美法中的一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好好考虑的。如果按我本人的想法，是希望我们民法典中采取更多的英美法的东西，实际上这不可能，因为我们既然要搞民法典，就只能是以大陆法为主，只能吸收英美法的一些优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把英美法全搬过来，因为我们搞的是民法典，民法典就是大陆法系的东西。如果在你理解这是中庸，也许这就是中庸。这就是我所希望的，在以大陆法系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各国更好的东西，尤其是英美法里好的东西。这是我的想法。
听众2：梁教授您好，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您曾在法制日报上发一篇文章，坚决反对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另外在民法典草案的总则中，您把权利客体“物”规定在权利主体之前。厦门大学的徐国栋教授写了一篇《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物文主义对人文主义》，把您放在物文主义里面。这是否说明您对人文主义不感兴趣呢？
梁慧星：徐国栋为了标榜他是人文主义，就把我放在物文主义里面。我和他的根本分歧在于，他贬低财产关系、财产法和财产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人格权当然很重要，但人没有财产不能生活。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新中国摸索了多少年，才决定搞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一言以蔽之，增加财产。只有增加了财产，有吃的，有穿的，才能意识到人格权的重要性，才能要求对方把自己当作人来对待。比如隐私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试想一个没有房屋的人，吃穿皆无保障的人，哪有隐私可言？这是我和他的基本分歧。
另外，徐国栋教授所称的“新人文主义”并不是真的人文主义。请看他在网上发表的“绿色民法典”的目录，其中在亲属法中规定了“亲属会议”。什么是“亲属会议”，中国的老一辈同志最清楚。我建议，年轻同志看一看彭德怀的自述：彭德怀少年时接受了新的思想，主张不孝顺父母。他祖母召集亲属会议，决定将彭德怀沉塘。在关键时候，他舅舅赶来救了他的性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亲属会议”。在“绿色民法典”中规定亲属会议，能说他是“人文主义”吗？
另外一个，他规定了“人事保证制度”。这个人事保证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毕业以后找工作，你的才能你的知识，他们都满意，但要求你找一个有产者作保证。这个有产者一定是个老板。因此这个人事保证制度在解放前被称为“物保”。一个商店的老板给你作保人，法人才能接受你。这个制度在当时制定民国民法典时都没有采纳。因为当时那些起草人受到了苏联民法典的影响，不采纳这个制度。直到1999年，台湾修改债法才使用了这个制度。我们在起草社科院的民法典草案时曾经考虑，是否能起草一个“人事保证”呢？但在课题讨论时，认为这个制度违反了我们的国体。经过了十几年，人人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大学生也好，一个打工者也好，你要我是你的权利，你不要我也是你的权利。你信任我，就要我，你不能要求我找一个老板来当我的保证人。这个制度在新中国已经消灭了，现在要求我们再回去，这到底是新人文主义还是旧人文主义，旧人文主义也没有这样的制度。因此我认为，徐国栋教授高举新人文主义的大旗，这个大旗上显示出来的是封建主义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