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基于保险合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有必要不断地对
保险法予以改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的需要；而我国现行的
保险法却存在着诸多的不完善，甚至是内在的矛盾，这给实际的保险理赔和保险纠纷的解决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应该在今后的立法中予以修改。在法律文本正式修改之前，通过合同约定完善立法的不足，应该有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刘理，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介部，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杨晨光，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
郑玉波：《商事法》，大中国图书出版公司，中华民国87年，第231页。
邹海林：《
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第468页。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21条第3款。
潘红艳：《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法律问题研究》，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2期。
王全弟主编：《债法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89页。
邹海林、常敏：《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
当然，这一约定是否完全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越出约定的范围不无疑问。
一般认为，法定除外责任主要包括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道德危险事故、怠于妨损而扩大的损失、保险标的自身性状造成的损失等。参见邹海理：《
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187、188页。
王正峰：《关于修订
保险法若干问题的探讨》，载《上海保险》，2000年第6期。
丁凤楚：《论我国保险法中几项规范的改进》，载《保险研究》，2000年第6期。
黄雪琦，《赔与不赔两难选择――浅议
保险法的严密性》，载《上海保险》，2000年第10期。
比如我国台湾地区
保险法第
110条第2款规定，受益人“以请求保险金额时生存者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