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
刑法理论皆不相同，苏联
刑法理论中有具有自己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形成犯罪构成理论。特拉依宁提出，“有一条基本原则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即行为只有符合分则罪状规定的犯罪构成才能受刑事惩罚。”[4]皮昂特科夫斯基把犯罪构成分为：“（1）一定的犯罪主体；（2）一定的犯罪客体；（3）犯罪主体行为的主观方面的一定特征；（4）犯罪主体行为的客观方面的一定特征。”[5]从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得到确立。1938年出版的由全苏法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供法律高等院校使用的《
刑法总则》教科书，其中的犯罪构成理论全面论述了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客体这四个要件。1946年，特拉依宁出版《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意义和犯罪构成理论的内部体系结构。1954年和1955年，《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又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关于犯罪构成问题的讨论。至此，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定型为独具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1）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行为（犯罪）特征的诸要件的总和。这些要件是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2）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分为一般客体（一切犯罪都侵害的客体）、同类客体（一定种类的犯罪所共同侵害的客体）和直接客体（每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客体）。（3）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危害社会行为的客观特征，包括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犯罪的结果，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此外，还有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等。（4）犯罪主体，即达到一定年龄的、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5）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在危害社会的行为中表现为故意或过失的罪过。此外，还有目的、动机等。（6）每一犯罪行为都是一定的危害社会的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的统一。②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最初是移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50年代后期犯罪构成理论遭到全面否定，直到1978年以后刑法学界才重新开始讨论犯罪构成的理论问题。虽然一些学者提出要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研究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时至今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与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仍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其中的理论性发展是认为犯罪构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四个基本的子系统，其中每个子系统又有各自的复杂结构，自成系统。[6]
二、 犯罪学理论对犯罪构成的避弃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但是，犯罪学理论界一直有意避开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如，“我国犯罪学教科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没有对具体类罪进行分析而仅从宏观视角对犯罪作纵向研究：面对犯罪现象，追索犯罪原因，寻求犯罪对策（惩治罪犯和/或预防犯罪）。另一种是将上述内容作为总论，并增加对具体类罪的分析作为分论（特论）。”[7] 仅以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为研究对象，不仅教科书如此，其它犯罪学著作也大都不涉及犯罪构成问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犯罪学家一直强调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两种定义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是否内含‘刑事违法’要素。这是由学科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刑法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犯罪的法律特征即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刑事违法性在法治社会是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罪和刑都由法律明确规定是
刑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然而，刑事违法性这一刑法学上的犯罪特征对犯罪学并不重要，因为犯罪学并不为处罚犯罪人提供法律论证。犯罪学不研究如何依法处罚犯罪，只专注为什么会实施犯罪以及如何防止犯罪，这两项内容都不必也不应局限于现行法律。就是否内含刑事违法要素这一区别在逻辑上得出的结论是：犯罪学的犯罪概念在外延（表现为时、空两维）上大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8]这样的理论区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犯罪学与刑法学在犯罪概念定义上的不一致，不应该成为犯罪学研究中丢弃犯罪构成问题的理由。并且，从犯罪原因研究进到犯罪防控研究虽是一条顺理成章的路径，但从犯罪构成的分析进到对犯罪防控的探讨，也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
在我国，关于犯罪防控的研究，可以说是与我国的犯罪学研究同时兴盛起来的，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犯罪防控理论，最初是针对1980年前后青少年犯罪极为严重的状况提出来的。1979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等八个部门共同向中共中央呈递《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实行党委领导，全党动员，书记动手，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队、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来进行教育。全党都来关心、重视做好青少年的工作，把它作为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同年8月，中共中央以当年第52号文件形式批转这个报告，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当时青少年犯罪状况的严重性，并提出了五项对策性措施。这些综合性的犯罪对策措施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的最初内容。1981年5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了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社会治安座谈会。其会议《纪要》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正式提出了综合治理这一我国犯罪防控的基本模式。其后，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1984年中共中央批转中政委报告，1985年中共中央下达第20号文件，1986年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都强调要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达到预防犯罪、控制犯罪和减少犯罪的目的。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遂将综合治理的有关问题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至此，综合治理作为我国防控犯罪的基本模式被正式确定下来。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