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死刑废止论者，如贝卡里亚，列举了多方面的理由来论证废止死刑。不过，究其根本，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贝卡里亚对莫斯科伊利莎白女皇的颂扬，就是极好的说明。4废止死刑作为一种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无疑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但若相反论之，推断废止死刑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则颇值怀疑。贝卡里亚处于君主专制时代，专制社会对死刑的滥用几乎不可避免。如前述，由基本权利不可通约，可以论证并无废止死刑的必要，但对死刑的滥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人在侵犯他人的自由或财产时，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反映了法律的残暴，在专制社会也就是反映了君主的残暴。为了抑制这种法律的残暴行为，防止死刑的滥用，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由一个极恶劣的极端走向一个较温和的极端，主张废止死刑，有其合情合理之处，但这不是应该废止死刑的法理证明。
如果非废止死刑不足以防止死刑的滥用，废止死刑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比之法律的残暴，个人的残暴毕竟只是一种小恶。部分国家废止死刑的现实实际上就是出于这种明智的选择，较之死刑的滥用，这标示了文明的进步，但难以看出是一国内部自身文明孕育的结果。以笔者观之，保存死刑而不滥用，才是文明的最终所求。前文论述基本权利不可通约，废止死刑作为权利通约的一种形式，违背了权利平等的原则，这和文明的发展对平等的追求是背驰的。另外，刑罚的三种类和三各种基本权利相对称，摒弃各种肉刑和非常刑，本是法制发展的结果，在不滥用死刑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证明破坏这种对称是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若以一个单一的指标，经济发展，来计量文明进步的程度，一些极发达国家保存死刑而慎用的事实，是反证。
贾宇教授在论述废止死刑所需要的价值观时，写道：“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所以社会不能为了惩罚犯罪人而象犯罪人曾经做的那样再损害一个人的生命。”并认为这才是文明社会所应有的价值观。5贝卡里亚在论述废止死刑时，以一种激昂的语言写道：“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样的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并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6两者的论证在此是一致的，也一样地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只不过因时代背景不同，古者要激进一些。问题在于，“象犯罪人曾经做的那样”和“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法律与犯罪人一样罪孽深重。在滥用死刑的情况下，确系如此，反之，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相同。犯罪需要罪孽，这才是法律惩罚的实质所在。慎用死刑而不废止，最多说明法律不够仁慈，但不仁慈并非罪孽。如若不然，像正当防卫可以致人于死命这类
刑法规定，只能是一种法律教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