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我在主编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一书过程中，曾研究了人权的一般概念，特别是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等问题。我的主要观点是：首先，人权的原意是道德意义上的权利。人权与法律权利具有密切联系，绝大部分人权需要同时具有法律权利性质，但人权与法律权利并不是一个概念（11）。其次，我认为，从意识形态来看，当代世界存在两种基本人权思想：一种是西方人权思想，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后一种思想批判继承前一种思想，又同它有原则区别。再有两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思想和国际法，即国际条约和公认国际惯例中的人权思想，与前面两种相比，这两种是派生的、复杂的和未定型的。再次，我认为西方人权思想的历史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古代和中世纪萌芽时期；二是17~18世纪的形成和鼎盛时期；其三是19世纪起至二战前的低沉时期；其四是二战后新的发展时期（12）。最后，我将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1）人权地位大大提高；（2）人权的思想基础，除继承和改造传统的自然法学和功利主义外，又增加了抽象的正义论和人本主义；（3）人权内容从传统的反对国家暴政愈益转向要求国家提供福利，即从消极、静态人权观念转向积极、动态的观念；（4）人权重心从自由权向平等权倾斜；（5）在西方人权学者内部，围绕是否有集体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否属于人权，是否承认发展权等，相互争论不休；（6）愈益强调人权国际保护，多数主张限制和修改不干涉内政的原则；（7）论证“人权外交”与人权的“战略利益”（13）。
　　十二、资本主义法律
　　我认为，中国法理学教材中一般可以不必专章论述奴隶制、封建制法律以及法律的起源与消亡等问题，但对资本主义法律的一般原理和基本知识，还应着重论述。在我编写的这一章中。我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在中世纪中后期，带有资本主义因素法律的出现；将西方两大法系的基本知识引入法理学教材中，对列宁曾讲过的资本主义法制的“破产”这一论断作了分析；对二战后资本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发展与特征作了解释。
　　最后，我想将我对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原则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党的基本路线作为指引。
　　（二）结合我国国情、法制建设的实践。
　　（三）对传统法理学不断进行改革。
　　（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法律文化中对我国有用的因素。
　　（五）努力使法理学能成为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服务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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