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关系到一个
宪法平等权保障的拘束对象的理解问题，按照立法者原意，这里的平等是仅仅针对的法律适用的平等，还是包括立法上的平等？如前论述，在美国，“法律平等保护”既可针对“行政分类”（Administrative Classification），也可针对“立法分类”（Legislative Classification）。前文所述三个违宪审查标准主要指向的是“立法分类”，具体地说是立法本身存在的违反平等权保护的问题。在德国，宪法学者称“法律制定平等”为“法律之前的平等”（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e），以此与“法律上的平等”相区别。由此可见，对于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应作两个层面上的理解，它对立法者和执法者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或者说，该条覆盖的范围既包括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也包括代表机关立法行为。
以上我们讨论了对性别与种族或弱势群体的平等权保护，但另一类立法归类保护则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弥补与纠正法律歧视在历史上给妇女、有色人种或其它社会阶层造成的损害，立法或行政机构在规定雇用、录取或交易过程中，决定给这些阶层带来特殊优惠。这类社会项目被称为“正面行动”（Affirmation Action），这些“肯定性救济”的“正面行动”在体现“特殊”保护原则的同时，也极易造成“反向歧视”。因此，它们在“平等保护”条款下的审查标准一直悬而未决。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法院内部，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受到广泛争议。
【参考文献】（1）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 号左庵 引自《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文章
（2）“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我这里用来指法律价值的形式化，比如平等原则被简单平移到法律规范之中，却仅仅被当作外在形式或“粉饰性原则”，参见《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 Carl J ,Friedrich著 三联书店1997年8月版 P96。
（3）《论民主》（美）罗伯特-达尔 著 商务印书馆 1999年11月第一版P69。
（4）《论民主》P72。
（5）同上P73。
（6）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P200-201。
（7）同（2）《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P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9）董云虎，刘武萍 《世界人权约法总览》[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