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诉讼制度本身进行改革。(1)改革现有的立案审查制度、突破传统的原告适格制度。在起诉条件的改革上，起诉应以纠纷或争议出现为要件，而不是以公民的权益受损为要件31 ；进一步消除对当事人起诉较为苛刻的其它限制条件，取消对起诉的实质审查制度；借鉴美国和德国的集体诉讼、团体诉讼的经验，落实和改革代表人诉讼制度，等等。(2)改革管辖制度。自便利当事人起诉和贫困者、弱者的角度对管辖制度进行改革，就消费者和劳动者权益案件采被告就原告原则进行论证。(3)避免诉讼迟延，建立经济型诉讼程序。尤其是对简易程序进行再改革，在我们看来，简易程序是通向正义的“绿色通道”。应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使其成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领域大多数案件主要采用的程序。(4)改造现有审级制度，延长上诉期限、放宽上诉条件，使公民能够有效地行使上诉权，进入再一次的司法救济，使诉讼权得以周全地实现。
第三，对法院设置进行改革。包括(1)增加派出法庭，便利于当事人提起诉讼和接近正义。(2)设置劳动者法庭（法院）以及消费者法庭（法院）、小额请求法庭（法院）等专业法庭（法院），实现诉讼正义和效率；(3)设置巡回法院，实现诉讼便利。32
第四，改革诉讼费用收取制度、健全和落实法律援助制度。关于诉讼费用，长远来看，应该废除公民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尤其是起诉费用之制度。在现阶段，则应注意落实诉讼费用的缓交、减免制度，消除公民因经济问题被排堵于法院大门之外的现象。
至于当事人付出的其它费用则应借助法律援助制度予以补偿。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经验，进一步的改革是：扩大法律援助的对象；放宽给予法律援助的条件33 ；加强国家财政预算对此之投入、开拓经费渠道、建立法律援助基金；提高承担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报酬；控制和监督法律援助的质量34 ，使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消费者、贫困者、民工等弱势群体得以行使诉讼权，使用司法制度。
第五，改革律师制度。在现代社会，法律知识越来越具专业性和复杂性，公民欲成为法的主体、维护权益，越来越殷切需求获得律师的帮助。在律师掌握专业技能的条件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接近律师即意味着接近权利亦即接近实现正义。”35 因此，为了保障公民的诉讼权，我们也应在律师制度上进行改革：增加人数；提高律师水平；对律师报酬进行改革使之明确化；落实法律援助中的律师帮助等等。
第六，发展与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就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而言，在现阶段的法治实践中主要方式有：仲裁、行政调解、第三人斡旋、劳动仲裁、消协调解、法院调解等。对于这些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应充分重视并发展完善，因为在民事诉讼领域，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已日益成为与民事诉讼程序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社会机制，它有利于弥补诉讼的不足，分担诉讼的压力，减少诉累。自公民诉讼权维护的角度看，虽然不直接寓于诉讼权的内涵之中，但这一机制有利于当事人的参与和裁决的执行，甚至会得到双方当事人双赢(win-win)的结果。
六、结语
德沃金曾谈道：“我并不主张每一个国家都应有一部载有关个人权利的抽象条款的成文
宪法，或者每部这样的
宪法应由一个法院去阐释，其成员的选择恰好与美国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方式一样”。同样，我们最想说的或许恰恰不在于与法治国家亦步亦趋、模仿其公民诉讼权
宪法和司法保障的具体制度，而是自保障公民切实有效得到司法救济、接近正义这样一个出发点，重新审视和构造我们的诉讼制度、司法制度及相关制度，并着力于制度规定向现实享有的切实转化。若能如此，则幸莫大焉。
【注释】 1、 邱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律师之任务》，中国台湾五南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86页。
2、 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3、 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4、 说其简单化，是因为这一界定忽略了上诉权、再审请求权及作为被告的公民之应诉权、反诉权等启动或参加司法程序的权利。
5、 邱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律师之任务》，中国台湾五南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