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古今往来一切统治者阶级在其用武力夺
取国家政权以后，无不以极大的注意力来制定适合其经济发展的法律，特别是
刑法。奴隶社会里周文王姬昌颁布了“有亡荒阅”追捕逃奴的法律，取得了各国奴隶主头子的支持，对于以后周武王姬发一举灭商起了重要作用。周公姬旦制礼——《周礼》，随后就出现了“成康之治”的所谓太平盛世。商鞅变法，使落后的秦国由弱变强，并为秦始皇奠定了东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基础。汉初刘邦在肖何相国的赞助下，及时发布了“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及盗抵罪。从而争得了民心，巩固了后方，终于以弱胜强，赢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统一了中国。随后肖何等以《法经》为蓝本制定了《汉朝九章律》，结果又出现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唐朝一建立起来就着手制定法律：如高祖李渊制定了《武德律》，太宗李世民又制定了《贞观律》，结果又出现了盛唐时期的“贞观之治”。鉴于这些历史经验，明初宋濂在修订元朝
刑法志中说：“自古有天下者，虽圣明王，不能去
刑法以为治。是故道之以德义，而民弗从，则必律之以法”。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史事证明它是对的。毛泽东同志生前根据既往的经验教训指出：“没有法律不行，
刑法、民法一定要搞”。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现在正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很快将完全实现他老人家的遗愿。使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一整套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从而得到更好的治理。这既是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全国人民的殷切希望与要求。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严格执行这些既定的法律了。但法律又是要靠人来执行的，我们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中间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说，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古今中外，无论那一类国家，比如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也不管是那一个国家，例如朝鲜、日本、美国、法国或者苏联，都不能离开法律，特别是
刑法以为治。而刑罚执行得正确与否，往往又都是一个国家的强与弱、盛与衰和一个政府的明与暗、好与坏，政治修明与否以及社会的治与乱、进与退的重要标志和根源之一。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严格执行正确的法律，乃是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大计，决非权宜措施。春秋时候晋国有个人叫曹刿在他的《论战》文章中指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乃为“忠之属也，可以战”，深刻说明了办好案件，内可以取信于民，外可以战胜强敌的道理。我国历朝各代，人们都是称赞慎刑，同情轻刑，反对严刑峻法，罪及无辜，而且他们又往往把统治者所采用的刑政措施，看成他们衡量政府或官吏好、坏；清、昏的重要标志，并作为他们如何对待政府的不同态度的根据。甚至一个朝代，乃至同一个统治者，在使用刑罚上采取的不同措施，也往往总是导致人民群众的相向或相背。比如，我国隋朝的时候，当时人民对隋文帝杨坚的前后不同态度，就是由于执法不同而发生炯然变化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杨坚初建隋朝时主张：“帝王作法，尚未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因而获得了“安忍之怀”、“诛而不怒”的美名；但其晚年“用法益峻，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甚至“听于律外斟酌科杖”，结果又导致了人民的向背。毛泽东同志生前说：“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这是对人类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实现并将进一步实现毛主席的这个遗愿。
其次，我们再来讲讲法律的本质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