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字“法”的古体写作“灋”，据《说文· 部》解释：“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传说， 系形状象羊的独角兽，汉人王充则我它叫 （音：xiê Zhi）说它生性正直，能够别“善”“恶”。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理官，类似法官职掌的人，名字叫皋陶（音：gaō yáo），在办案中遇到疑难案件，就把这个独角神羊放到当事人原、被告面前，看它触谁，被触者为败诉。当然，这是一种传说，不足为凭。然而，这个法字和世界各国文字的“法”字，在语源上却都兼有“公平”、“正直”、“平允”、“正义”的含义。但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公平观，而法或者叫法律总是同统治阶级的公平观相适应的。
资产阶级法学家提出许多不同的说法，形成许多学派，如心理学派，自然法学派等，他们尽管说法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竭力抹煞法律的阶级性，否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法律的制约和决定作用，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据史料和地下发掘证明，我国“法律”革创于夏朝，迄今已有四千多年，及至商朝逐渐完备。所以战国时荀卿曾说：“刑从商”。到了西周是奴隶制国家鼎盛时期，在周公姬旦主持下，编辑成一部内容丰富庞大的《周礼》，是他们经国治民的总纲领。它包括有：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不仅规定有刑罚，而且还规定有犯罪。“礼之所去，刑之所加，失礼则入刑”，即所谓“周寓刑于礼，不制刑书”。从这个意义上看《周礼》即相当于法。后来，穆王时又制定了《吕刑》，相当于现今的
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但都不称法。
在春秋战国之交，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封建社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各诸侯国先后制定了不少成文法，其最著名的有：郑国子产于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铸的《刑书》，晋国赵鞅和荀寅把范宣子制订的法律刻铸于鼎，史称晋国《铸刑鼎》，都收到了较好的统治效果。到了战国时期，魏相李悝在总结前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影响深远的《法经》六篇。商鞅受之，入秦为相变法，改法为律，是为秦律。以后，历经两汉、南北朝、东西晋、及至隋、唐，使封建法律达到完备程度，影响到日本、东南亚。此后，五代、宋、元、明、清各朝，都以《唐律疏义》为蓝本，制定了他们各自的法律。这些法律都为他们各自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基础服务，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
以上各代法律都是诸法合体，不分
宪法、民法、
刑法和诉讼法。只是到了清朝末年闭关自守的大门被帝国主义开强所打开，有志之士迫于外国压迫，欲图自强，效法欧美，制订法律，清朝统治者才聘请日本律博士来中国讲习法学，协助清政府制定法律。中国才开始制定部门比较齐全的法律，如《大清新刑律》、《大清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和《法院编制法》等等。这些法律有的颂试行，有的尚待实行。满清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就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倒了台，退了位。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命令，指示他们的司法机关在办案中，除与民国国体相抵触的条款外，准用《大清新刑律》等。他们之所以这样准用清朝刑事法律办案，是因为虽然皇帝被推翻了，选出大总统但其社会制度未变，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它的上层建筑，作为国民党统治工具的法律仍然是保护财产私有制的，故而清刑律继续适用，这就毫不为奇了。
清朝末年这一法律制度的改革，尽管说法律性质未变，但其毕竟向现代化前进了一步。比如司法从行政中分离了出来，创建了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办案程序从拷问式变为辩论式，不管它实行的如何，司法制度上总算有了些改进或者说改良。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通过反革命政变成立后，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反动法律，如伪《中华民国刑法》和伪《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等，搬用了一些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原则。如其
刑法，名定为“罪刑法定义”，实际上则依靠其特务、宪兵实行“法外制裁”，进行封建法西斯统治。蒋介石的委员长和其后的总统同封建皇帝一个样，他的命令高于法律。他指示共特务对于共产党人“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这那里还有“罪刑法定”？完全是独裁统治，无法无天。他在一九四九年元旦求和声明中要以其“法统”不致中断为条件与我们党“和平”谈判，理所当然为我们党所拒绝。蒋介石的这一政治花招，就是妄想维护其一党专制，继续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法律制度。随即于一九四九年二月我们党中央就发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明令废除了伪六法，为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作了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随着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被推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人民的新法律，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面貌发生了伟大的质的变化。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一化三改，我国社会稳步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这场社会大变革当中，人民的新法律包括《
土地改革法》、《
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及《公私合营条例》等，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大家都亲身体验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