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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郑冠岑是41年1月至43年12月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他没有任何罪恶，也无民愤，且于43年底自动辞职；没有组织、依靠反动势力之事实，亦无称霸一方，用暴力和权势欺压群众之情事，更无罪恶重大，查有实据之事实，因而仅凭其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一职，便认定他是反革命恶霸显然毫无根据。
至于所谓四大罪状，经查阅曾玉霖、郑棣溱档案（曾纪汉、卢魏奇的档案已无处可寻，但卢魏奇已获平反）证实：
对于罪状一而言：查曾玉霖档案证明：（1）组织‘戡共总队’者是曾玉霖、芦新铭（起义人员）、易启基、吴德贤、黄慕贤、曾继汗、曾继榕、张选榕等人，郑冠岑亦不在其中。（2）勒索戡乱捐几十亿也是由曾玉霖、芦新铭、陈瑾、马钦杰等人分赃，亦无郑冠岑参与其中。（3）组织戡共总队时间是1948年，而郑冠岑早在1943年底便已主动脱离政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县立图书馆馆长、民治日报社长、1947年成为一名普通的师范教师直至解放。从时间上亦无可能。
就罪状二而论：查曾玉霖档案证实：曾玉霖牵同恶霸布置武装，敲诈天成银楼与黄丽川两家金子几十两。而郑冠岑43年底便因看不惯官场争权夺利之争斗，放着官不做愤而辞职，反映了其知识分子清高孤傲的品质，加之从其出身，所受高等教育及个人品质上看亦无此可能。
就罪状三以观，查郑棣溱档案证实，郑棣溱从未提及郑冠岑煽动其加入匪邦之事，而郑棣溱本人则供认是郑汇（匪部）四人到其教书处（童坊小学）要其当秘书的，查长汀一中1950年7月教员政治情况调查表明，郑冠岑系长汀一中教师，而郑棣溱则为童坊小学教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两人曾相识。
至于罪状四之私藏枪支之事，查曾玉霖档案记载“曾玉霖煽动爪牙曾广檀…袭击我青岩四宝工作团，击毙我公安队员两员。”
看着那些因年代久远而发黄的档案，我想了许多，当年的县公安局长便有权决定生杀予夺，法院的判决不过是走过场，当年亦无法律可言，更不用说律师辩护了。甚至连自我辩护权都得不到保障，且无上诉审之说，好在那种无法无天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文革中不少地方事实上又重演了那历史悲剧，县革委会、甚至公社革委会就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法治，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缺乏的，新中国成立后教训固然众多，其中最惨痛的教训恐怕也正是不讲法治。所幸的是，近年来国家领导人亦开始重视法治了…
我把那些档案摘录及分析意见递交给当事人并建议他提起再审申请。一周后，郑教授对我说，读了这些历史档案，我三天失眠，想了很多，如今已放下包袱，看来当年我错怪了父亲。谢谢你，郭律师，你如此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解决了一起历史悬案（我受理的是代办落实房产政策50元律师费！）我们全家打心里感激你。但是他却决定不再申请再审，因为他们兄弟姐妹都是共产党员，子孙后代全是大学毕业生。其实，本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自1979年至1988年间颁布的六个文件，很有希望平反纠正的。当事人经权衡再三，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切向前看的立场。也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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