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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汀师范档案我查实，郑寇岑自1946年10月至1949年10月。任国文教师，月薪250光洋，（校长为300银元）也即，他似乎并未从曾任国民党党部书记一职中得到什么好处或特权。
从长汀一中档案中查到，1951年1月20日郑冠岑在上历史课时被捕，同年11月15日被判死刑。
又查长汀县法院档案，仅有“没收反革罪犯之全部财产者…四十一，郑冠岑（恶霸）”的记载。
最后我又从县公安局档案中查到“公安局档案1号、案卷1307号、郑冠岑档案（案别反革命、类别恶霸）。封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杀”字，署名为长汀县首任公安局长。翻开卷宗，仅有五页纸。其中郑冠岑本人手书自传（三页），郑妻书写之保外就医申请书（一页）和一份手写的、没有日期、署名或盖章的“罪状”（一页）。作为一名执业已七年的律师，我对摆在面前的案卷材料之简单大吃一惊。质言之，这起杀头案竟然没有检举揭发材料、没有审判笔录、没有被告人的坦白交代供述材料。没有证人证言。也即没有任何证据，当然更不存在上诉审，或是最高法院复核意见，或是律师辩护词之类的。
细读郑冠岑的自传，除了详细记载了他自小学、中学、大学到后来历任的各项教职以外，较详细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余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接受极为严格的封建家教，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因友人推荐曾于1941年至1943年底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后因不谙官场政治、自动辞职，从此专心于教育、靠工薪养家糊口。由于余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思想上有瞧不起劳动人民的倾向…解放后，经党的教育，认识到自己过去瞧不起劳动人民是错误的…决心深挖思想根源，努力改造，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通篇自传无片言只语供述自己有何反革命恶霸罪行。
而那份罪状则列举了郑冠岑的四大罪状。（1）“与曾玉林、曾纪汉（1948年县长、书记）组织戡共总队，一贯死硬反共。”（2）“恃反动势力压榨商民黄丽川，天成银楼计黄金十斤以上。”（3）解放后与卢魏奇（已平反）组织特务煽动亲信郑棣溱，前往郑江匪部任秘书。（4）“私藏枪支交给曾纪汉，由其转交曾广擅上山为匪，攻打童坊区政府，杀死我战斗员郑某等贰员。”而这四大罪状均无口述，交待材料，均无检举揭发材料，亦无审问笔录，没有证人证言。为核实事实我逐个调阅了罪状中涉及的各有关人员的档案。结果查明，对郑冠岑之指控全系张冠李戴。
郑之所以被当作反革命恶霸处决，主因在于他曾任国民县党部书记。然而，1937年至1945年正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期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国民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也即此期的国民党、实际上仍是革命的政党。又查1956年3月10日中央10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第二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者…至于1946年解放战争前的，如有严重罪恶和民愤也应视为反动党团骨干论处。”“恶霸，指过去在城市或农村中，依靠组织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用暴力和权势欺压群众，罪恶重大，查有实据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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