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是，完备的民事救济体系为法定权利提供了法律上的救济，而这一救济显然跨越了或者准确的说，包含着侵权行为法的范围。
2，法外权利之法律救济
①实际层面
上文已述及法定权利的民事救济体系，因此，在证明法外权利之法律救济时，并不是要创造出另外一种救济体系；而是在已有的完备的民事救济体系之框架中，探索法外权利受到救济的现实可能性。
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法律未规定而已具体化的个别人格权有肖像权，贞操权，隐私权等。” 我们不妨拿其中的隐私权为例。隐私权“乃美国法的产物”，“无论是在侵权行为法或是
宪法层次，美国法上的隐私权，均由个案累结而发展…难以单一的理论做全面整体的说明。” “隐私权是人格权分化过程中，新生的一种人格权，是一个发展形成中，有待类型化的概念，指个人独处不受干扰，秘密不受侵害的权利。” 在台湾地区，处理侵害隐私权案件时，“实务上认为秘密权即属隐私权，”“按民法虽未就秘密权（亦称隐私权）设有特别规定，惟秘密权也属人格权之一种。” 也就是说，在台湾地区，隐私权作为一种法外权利，遭到侵害时，法官们将其看成是秘密权，再解释为民事权利中之人格权的一种而给予保护救济的，尽管王泽鉴先生直接建议：“隐私权既为人格权的一种。” 而在我国大陆地区，隐私权在
民法通则中没有规定 ，那么，对于被侵害的隐私权是如何救济的呢？“首先，是在司法上采取措施，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进行司法解释；其次，立法机关在立法上采取措施，确认隐私权是公民的人格权…”这就体现和论证了“权利（法定权利）之外的合法利益也可以成为我国侵权行为法所保护的对象。” 这里，我们应该注重第一条，即司法解释以救济隐私权。
比较上述两地区对隐私权（一种法外权利）的救济，不难看出：除了通过立法的方法将其提升为法定权利外；主要的或者说更加及时的方法是作出司法解释，给予遭到侵害的法外权利（如果必须予以法律的救济的话）以法律的救济。因为，此时的侵害已经涉及到公民的基本价值观，严重激发了公众的反对情绪，对权利仅仅不作阻碍的宽容已远远不够来保护它。此时，法律不予救济，更待何时！结果是，“国际社会在个人生活权利的保护方面，早已突破了传统的局限于个人人身权和财产权保护的概念，个人信息权的财产性质得到认可…一个由国际公约和国内法（成文法和判例）组成的，既有公法规范又有私法规范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由于救济过程是通过司法解释来完成的，所以，司法过程本身的创造性又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救济的作出，即司法会创造出对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进行救济的理由和途径。法定权利溶于实体法之中，而实体法本身又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在我们的时代，只有很少的规则非常确定…” 法外权利是一个极其广阔的空间，充满着创造性的火花，而对其进行司法上的救济，则逾使这种创造性受到激发。因此，法官在解决法外权利的法律救济时“会有一些自由选择，使这种选择活动打上创造性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