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霸是怎样炼成的——兼论“企业化社群”与村民自治
王怡
【关键词】企业化社群
【全文】
恶霸是怎样炼成的
——兼论“企业化社群”与村民自治
王怡
据报道，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下黄村，一个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家财万贯、藏枪数枝，因村民对其贿选表示不满，公然枪伤村民。五连发猎枪，四十余发铅弹，宣泄而出。然后善枪而藏、为之四顾，并口出狂言要和受害人奉陪到底。其“气焰犹胜，暴行孔多”（梁启超语），令人想起开国之初良莠不齐而被彻底消灭的土豪劣绅、财主恶霸，不期而遇于今日。
尽管这是极个别案例，但农村社会改革开放二十年后，已隐隐然形成了一大批新型的恶霸，和为害一方的恶霸政治。经济改革自农村始，是因为农民最穷，穷得活不下去，才有小岗村的血手印。而近年来被誉为民主体制尝试的村委会选举，也自农村始，不过同样意味着农村最不民主，不民主得活不下去了，才有锅碗瓢盆一齐上阵的海选。
通常的误解，以为渴望政治体制改革是城市的事，民主自由的理念不过是知识分子嘴边的口红。事实上，对民主与平等权利的奢求，对于日益小资化的市民阶层来说，倒有一半是“生活在别处”的叶公好龙。有了更好，没有拉倒。在近乎于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老实说，即便缺乏民主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绝大多数情境下又何尝会危及我们的生命财产？因为缺乏最起码的民主秩序，从而危及到多数成员立命安身最起码的生存环境的，恰恰是农村。因为大多数的农民，至今依然活在一个统销统购、集体产权制度和强迫性农业生产（李昌平语）的计划体制下。城市的问题是有了市场上利益追逐的自由，但还缺乏体制上利益伸张的民主化安排。而农村的问题是，在一个企业化的社群里，农民压根就没有利益追逐的个人自由。
企业化社群，这是我用以称呼农村集体社会的一个概念。我们在谈论村民自治时，往往忽视了农村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架构，即集体经济组织。包产到户初期，有很多人感叹集体化一去不返了，农村成了散户们的农村。但今天回头一看，集体产权制度依然牢牢地将留在土地上的农民捆绑在一起。农民依然拥有双重身份，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一是尽管城乡分离，但始终是生活在农村社会里的“公民”。所以村民自治到底是一个经济概念呢，还是一个政治概念？是经济民主还是政治民主？是股东们选“董事长”还是公民们选举公共管理人？这个名分上的差别出入很大，现在很多学者都把村民自治当作政治民主的尝试，并希望将来能够推动到县一级的直选，成为自下而上构建民主化权力渊源的一个源头。但这种进路是颇为滑稽的，我们都知道民主不能替代市场，我们也知道不能用民主选举的方法来管理企业。因为市场的支配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财产权。不是人的平等而是资本的平等。农村社会在集体产权制度下归根到底是一个企业化的社群，而企业的本质依照科斯的说法，是拿命令与计划去替代市场上的契约关系，因为命令一个人的成本通常要比契约带来的交易成本低。换言之，“不民主”的企业及其团体财产权，是一种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一般社群是不以效率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诉求的，所以社会的公共管理就不能像企业一样运作，而要以宪政民主和确保个人自由的诉求为首要。或者说，民主就意味着非企业化和产权上的非团体化，而企业尽管时新以经济民主或扁平化管理为口号，但企业化就意味着非民主化。不然企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像下黄村村支书王家奎这样的土皇帝和新型恶霸，正是集体产权制度下的产物。尽管权钱的交易在城乡都是一样，但恐怕目前还没有一个县长、市长因其公共权力而成为本地最富有的人。然而，村长或村支书就是全村最富的人之一，在二十年经济改革中却顺理成章的成为农村社会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出了问题的大邱庄还是没出问题的南街村，都是如此。这个下黄村也不例外。因为村委会主任本质上就是董事长，他的富裕并不仅仅来自于公共权力，还来自于他手中支配着的集体财产权。我们通常会以为党政不分是此类事件的一个原因，以为村支书和村主任这两个职位分开了，就叫做权力制衡。事实上在意识形态治下，董事长兼了党委书记也是没有大碍的，只要董事长不兼村长就行。城市里的人有一种感慨，一天之中最不民主最不自由的时间，就是八小时以内在老板手下干活的时侯。但下了班一出公司大门，一离开团体走上霓虹灯起的街头，就立刻恢复了自由之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财产权主体。这个“霓虹灯起的街头”学者们称之为“市民社会”，并视其为对政治国家和公共权力形成有力制衡的路径。换言之，如何保障整个国家的高层不出现像王家奎这样的流氓政治家？这要靠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和日益强大带来制度民主化的根本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