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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您最初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是什么？在当时，是怎样克服缺少第一手资料、无法进行实地考察等诸如此类的困难的呢？
柯恩：这是最难办的事。在1960年，我在美国刚刚开始时，没有人教
我。我记得我当时会见中国专家李周明 (C.M.Li)。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教 授，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但那时他是伯克利的教授。他说：作为这一领域的先驱者之一，我明显要做的事就是 (如有可能) 去中国，向中国人学 习。我曾试图去北京。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时，美国政府——与蒋介石 合作——向我提供富布莱特学者奖金，让我住到台湾。但大陆即使我自费也不 让我进去！
我最初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研究成果由哈佛在1968年出版。当时尤其是在报刊上有很多资料。但我希望研究法律是如何在生活中具体运作的，所以我想去访谈那些经历过中国法律制度的人。由于我不能去中国找他们，我最可能做到的就是去香港，与那些曾在中国生活的人会面。在去香港之前，我在伯克利用了三年的时间，从1960到1963年，每星期花30个小时拼命学语言，并在开始教授有关中国课的同时做其它一些准备工作。
我曾被1962年出版的一本很好的书，《满族中国的法律制度》(Legal Institutions in Manchu China) 所打动。这本书是一位叫Sybille van der Sprenkel 的社会人类学家写的，是一本说明传统法律制度如何与家族、村庄、行会等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的优秀著作。我想知道该传统是否在当代中国得以延续。访谈这些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是一件极其有趣、可以获得大量信息的研究方法。即使他们对法律制度毫无所知，他们毕竟知道他们的街道、工厂或村庄是如何组织的，其组织方式与打击犯罪、解决争议和其它问题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
1962年4、5月份，大陆开放了通向香港的边界。中国开放边界时，出来了6万多人。来自中国的“难民”成了我的老师：特别是律师、法官、罪犯等人。一些最好的信息提供者是前公安人员。例如，我对他们是否惩罚男女关系犯罪感兴趣。我向一位福州来的警察询问他们惩罚通奸罪的情况。他说：
“你想想，如果我们对每一个通奸的人都要惩罚，就没有时间对付反革命
了。”我在到伯克利教书之前曾做过联邦检察官，所以我理解警察在行政管
理、人手短缺、必须有所取舍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我在香港的研究/访谈持续了大约一年。我访谈了三种人，都是中国公
民：(1) 普通市民；(2) 刑事司法制度的打击对象；(3) 执法和法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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