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武帝以后，由于征战叠起，徭赋加重，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于是逐渐又走上重刑的道路。
（二）唐初的轻刑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在唐初国策制定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有了较深刻，较明智的认识。因此，强调要保持长治久安，就要实行开明统治，重视法律，
刑法要宽平、简约，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手段。长孙无忌在奉命为唐律作疏时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疏议•名例篇》）体现了唐初立法者的
刑法思想。
李世民的轻刑、慎刑思想体现在立法、执法两方面。如谈到重刑止盗时他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照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唐纪八》）所立唐律严整、刑缓。他执法严格，曾说：“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资治通鉴•唐纪十二》）实际上也基本能够不乱改正律，执法如山。
唐初诸旁除武则天的部分时期外，都采用轻刑政策，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推动作用，使唐朝社会空前繁荣富强。
五、关于历代轻、重刑政策的几点思考
（一）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无论采用重刑政策还是轻刑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为其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说过：“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马恩全集》第八卷五七九页）
刑法本身是国家的暴力工具，具体采取什么形式，什么策略，只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加以选择，其性质是不变的。即使象唐初那样典型的轻刑，还是为了使家天下长久下去，还是把“十恶”重罚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这一点，专制统治者从不含糊。当统治者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一致时，统治者所采取的措施在客观上就可能有利于社会发展；反之，就只能阻碍社会发展。
（二）重刑主义是奴隶制、封建制
刑法的重要特征，刑罚报复主义、恐吓主义是其核心。虽然轻刑政策从长远看更符合统治者理想与全社会利益，但其实施要有一定的前题条件，需要更高明的治理手段。因此，在我国历史上重刑政策的使用占绝大多数时期。即使在宣扬轻刑的时代，所施的刑罚实际上也非常残酷。如刑讯制度、鞭杖等折磨肉体的刑制的使用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
（三）在专制制度下，以君主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内的个别人物实际决定了一个时期的
刑法政策。
刑法政策是否适合社会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人对现实的认识及他们的
刑法思想和统治技术。由于专制统治的独裁性、任意性，往往出现统治政策不适合社会实际而招致动乱、失败的局面。也常因君主无能或过于宠信而使酷吏佞臣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