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官吏中经济犯罪大增，宋代的重刑政策也包括重刑治吏措施。
宋代的重刑原则下，出现了
刑法繁杂，前后矛盾，惩罚严苛，罪刑失当现象，冤案之多，皇帝也感慨不已。但这种高压政策在招致不断反抗的同时，对王朝的存续确也起到了有限度的维护作用。
（五）朱元境的重典治乱世
明太祖朱元璋主张立国之初先正纲纪而选定重刑政策，“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大明律序》）。但他对重刑的危害有所认识，因此一方面为自己作辩解，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明通鉴》卷一）另一方面在推行重典的同时屡屡大谈“轻刑”、“明礼”，告诫群臣：“求生于重典，犹索鱼于釜，得活难矣”，“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明史•
刑法志一》），以防止臣下过于苛刑。史称“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明史•
刑法志一》）。
朱元璋授意下制定的《大明律》刑罚较前世已加重，他又推出了《明大诰》，刑罚更重。而且又增加了一件法定：法外用刑。实际上朱元璋的重刑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对谋反的株连扩大到灭三族、灭九族、灭十族，甚至株杀乡邻。
明初重刑的特点是重其重者，轻其轻者，镇压矛头十分明显。一是人民的反抗斗争，如扩大“十恶”范围等；二是贪官污吏，作恶武臣和结交朋党。
朱元璋的治国手段严酷而狡猾，比前世许多统治者更胜一筹。他的重刑政策收到了加强集权、巩固统治的效果，其治吏措施对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积极作用。
四、轻刑政策的实际运用和客观后果
轻刑政策在历史上的运用与重刑政策相比几成凤毛麟角。较典型的只有汉初、唐初及其它少数短暂时期。
（一）汉初的轻刑政策
汉高祖刘邦入关后，为笼络民心，约法三章而治，可谓最简疏的轻刑政策。到制定《九章律》，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对刑罚有所减轻，法条大为简疏。自高祖至武帝几十年间，受黄老清静思想影响，统治者力求国事平稳，一直约法省刑，“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汉书•
刑法志》），社会生产力在安定环境下发展较快。至文帝时，应合时势，废除肉刑与相坐之法，实现了我国刑法史上一大变革。这种轻刑政策稳定了汉朝政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