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两代统治者在重刑主义思想支配下，专任狱吏，“事皆决于法”。其法条苛酷繁杂，用刑罚镇压的范围极广，手段极为残酷。赢正沿用连坐、诛族的规定，致使冤尸遍野，罪犯塞途，囹圄患荡。秦朝统治者的重刑政策发展到摒弃礼义教化，直接依靠紧密的苛法严刑“经纬天下”。这种极端重刑主义很快就导致了人民的反抗，帝国顷刻覆灭。
（二）隋末的严刑滥罚
隋文帝杨坚在建国初制定了《开皇律》，实行轻典开明统治。但到晚年却恣意刑杀，随意庭杖大臣，以诏令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设立重典。到了隋炀帝时期，由于纲纪已乱，压迫奴役加重，人民反抗有所增加，便一味以重刑镇压，发布更多严酷的法令，终于招致更猛烈的反抗。隋朝统治者自己破坏法制，滥施重刑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武则天的酷吏高压政策
武则天执政初期，曾采取一些改良措施以加强统治。包括删改整编新格，但对旧律没有全面废改。她严于用刑，是在“徐敬业作乱及豫、博起兵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旧唐书•
刑法志》），任用周兴、来俊臣等一批酷吏，导致大批冤案。但这种高压政策只限于
刑法的适用方面，且主要是为防范统治集团内部有野心者。所以当陈子昂等臣坚持反对、规劝之后，终于处理了酷吏，“令三司重推勘，有冤滥者，并皆雪免”（《旧唐书•
刑法志》），在较短时间内使局势得以控制。
（四）宋代的重典治“贼盗”
两宋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矛盾激化，被统治阶级反抗加剧，统治秩序大乱。宋朝统治者认为宋的建立“承五季之乱”，于是“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匿，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宋史•
刑法志一》）。打击的重点是“贼盗”。据《宋刑统》看，“贼盗”包括反叛、杀人、奸言、强盗等，实际矛头指向农民起义，暴动。
宋朝重刑政策的一个创新是划定重法地。“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 县……亦立重法，著为令”，后来又加上不同地区不同刑的“重刑地”，至熙宁四年，立《盗贼重法》，“虽非重法之地，而囊囊重法之人，以重法论”。（均据《宋史•
刑法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