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轻重刑政策比较-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关于重刑政策的重要性，郑子产曾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丑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孔子对此观点持肯定态度（《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这种观点认为轻刑具有一定的缺陷，而且使用上难度较大。这也是我国古代重刑政策更受统治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三）德主刑辅思相和恤刑、安民意识
　　我国上古时代，统治者对德治就极为推崇，《尚书•大禹谟》中说：“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以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到了周代，“礼”发展成为重要的行为规范。孔子以礼教为基础，大力提倡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同时他也强调以暴力辅助德权。汉董仲舒以后，儒家的礼教思想逐渐发展成熟为德主刑辅思想，而为统治者乐道。除个别例外，后世的多数统治者不管推行重刑政策还是轻刑政策，都历代以德主刑辅为治国诀要。
　　明太祖朱元璋以重刑治理当时的国家，但他在思想上将德礼教化放在首位，在《大明律序》中指出：“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又说：“礼乐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药后。”（《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
　　在经过被统治阶级的激烈反抗之后，一些统治者认识到了被压迫人民的力量，因而产生了恤刑、安民意识，以寻求长治久安的良策。这种思想是采用轻刑政策的直接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为君之道，还须先存百姓。”（《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一九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主张以仁义治国：“为国之道，必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贞观政要•仁义》）
　　三、重刑政策的实际运用和客观后果
　　重刑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不同的统治者使用，从运用策力到实际后果都是不同的。在我国古代重刑政策为绝大多数统治者所使用，这里只能对一些比较典型的重刑统治进行比较。
　　（一）商鞅变法与秦朝的重刑之治
　　商鞅受秦孝公的重用，在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开始兴起，各国纷纷变法的时代背景下，以重刑政策推行改革。他坚持“法任而国治”的观点，实行“重刑少赏”、“行刑重其轻者”、“刑用于将过（图谋犯罪）”、“细过不失”等政策，而且一任于法，不承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在这种重刑政策的推动下，变法顺利进行。他用严刑保护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使“民不敢犯”，另一方面触动了奴隶主旧贵族的利益，确立了小家庭生产的封建制生产关系，使秦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