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
早在西周的典籍中，就有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论述。《尚书•吕刑》中指示：“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论有要。”《周礼•秋官司寇》中更详细地提出：“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图，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这种思想为以后诸家接受并发展。韩非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宣则有功。”（《韩非子•心度》）孔子则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
不管统治者对当时的社会判断是否正确，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当，从其主观意图上来看，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自己身处乱世，大行重典，却对太孙朱允炆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明史•
刑法志一》）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一些统治者不理解刑罚世轻世重的要领。如南朝染武帝萧衍不看时世，一味推行轻刑政策，“锐意儒雅，疏简
刑法”，以致弊端重重，社会秩序大可以说。乱是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一个反证。
（二）先秦法家的重刑思想和奴隶制、封建制
刑法的刑罚威吓主义、报复主义
重刑思想产生于奴隶制社会。在奴隶主统治者看来，对待奴隶就应该象对待牲畜一样，最有效的驯服方法就是酷刑的威吓。因而奴隶制
刑法以其残酷野蛮性著称。
在我国这种思想被先秦法家改造发展而成为重刑主义思想。商鞅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商君书•赏刑》）“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商君书•说民》）韩非也认为：“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而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韩非子•奸劫弑臣》）
这种重刑主义正符合了封建社会统治者的需要，体现了封建刑罚的威吓主义、报复主义的特征，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重刑下策的思想、理论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