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争议不在于
《消法》要不要打假，而在于到底是通过政府还是通过个人打假。显然，
《消法》是双管齐下的。政府打假的方式是行政处罚（
《消法》第
五十条），个人打假的方式是双倍赔偿中的另一倍的功用。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利用法律。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有梁慧星教授将两者混同，认为对个人打假的肯定会导致以此为业的牟利行业，而这个行业是“游离于公权与私权之外的”，最终于长远和全局不利。（见南报）“游离于公权与私权之外”，实为介于公权与私权之间，仿佛打假只能为政府垄断，个人打假之另倍赔偿（非民法之私权）是个人通过法院对卖假者的行政罚款，因而冲击了公权。至于是否最终于长远和全局有利，这肯定得看打假是否有成效，因为如果有成效的话，以打假为业的行业肯定会自动消失。
政府打假不及社会中个人打假的效率高，这在我们国家几乎是一种共识。但这一点还不足以证明个人打假的合法性，因为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个人为维护自己所谓的“合法权益”（另一倍赔偿）的不经意的打假，按目前人们的共识，肯定比王海们的职业打假更加师出有名，因而更加合法，但职业打假显然效率更高。比较政府、不经意的个人以及职业打假，三者中效率越低者越合法，这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前述，
《消法》第
四十九条的规定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法律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比起政府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也许好一些，因为政府本质上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罢。
权宜之计本身并不必然应遭到非议，应遭到非议的是权宜之计的一种特性：一个权宜之计之后总是跟着一批权宜之计——姑且命之为“链式繁殖性”。（政府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链式繁殖性”体现在政府机构的繁殖。）从法理上看，权宜之计的链式繁殖性与法律的稳定性直接相冲突，因此，权宜之计的合法性应该从它的链式繁殖性的程度反过来衡量，程度高者合法性低，反之则合法性高。如果职业打假有更利于消灭卖假行为从而消灭它自身，那么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其合法性就是相当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