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因为
《消法》第
四十九条权宜之计的性质，才有梁慧星教授对知假买假者的忧虑。梁教授在此表现出的对社会的深切关怀，不失为一种大家风范；但我以为，作为法学学者（不论是梁教授还是参与争辩的其他法学学者），对社会的深切关怀，最好紧扣法理，否则难免流于感慨多于分析！——如此说，是想提请争辩者注意两个问题：知假买假者是不是消费者由谁来判定？
《消法》第
四十九条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宜之计？
显然，只要王海们的诉讼被法院受理，则法律（具体而言是法官）已假定王海们是消费者（假定的合理性在于王海们的购买行为符合“消费者”的形式要件）；要否定这种假定，经营者理当负举证责任。经营者会如何证明王海们不是消费者呢？实践中肯定是八仙过海，但依法律，可以想见的强有力的理由大致有两点。⑴
《消法》第
二条虽不是关于“消费者”的定义，但可以反过来说明“消费者”是出于“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王海们的购买行为似乎不会是出于“生活消费需要”。——这是一种动机推测。这种推测之所以合理，系因⑵王海们有通过
《消法》赢利的历史，或者王海们所购买的商品（包括服务），按他们的生活方式或特点，或按梁教授所说的“经验法则”，不可能是他们的生活的真正需要，或者王海们的诉讼行为本身就已表明他们居心叵测，或者几者兼而有之。
这两点理由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但如果这两点理由能成立，则⑴一个人只能使用
《消法》一次获得双倍赔偿，至少不能用得过多（王海本人就是因为“历史不清白”才有败诉的）；或者⑵一个人“真正的”消费需要得由他人来确定，个人偏好看来得消除了；或者⑶为了表明自己不居心叵测，诉讼人不能诉诸
《消法》第
四十九条。——这其中的荒谬我想人人都是可以看清楚的。进一步，如果法院接受了经营者的话语，或接受了大众传媒关于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的先入之见，而推定诉讼人因“动机不良”不是消费者，更可悲的事情就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