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了权利思想的重要性之后，梁启超中国屡被其他国家欺凌的根源在于“无权利思想而已”，中国人缺乏权利思想，表现种种，“如所谓百忍成金，所谓唾面自干……”[39]，其结果可想而知，“弱者愈弱，强者愈强，奴隶之性，日甚一日。”[40]那么为什么我们缺乏权利思想呢？“大抵中国善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41]“仁”使得那些弱者等待别人的恩惠，从而放弃自由与权利，而“义”则使每一个人为自己而奋斗，不待别人施恩。
　　随后，梁启超指出，权利思想不独对个人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就是对国家、对社会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尽之义务”[42]。
　　那么权利如何确立？权利的确立有赖于法律，“权利竞争之不已，而确立之保障之者厥恃法律”，但是在法律确立权利的时候，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因为当法律在确立一项新的权利的时候，必然要触动就有的权利。权利的获得因为要经过艰苦的奋斗，因而人们必然会异常珍惜自己的既得权利，而国人则多期待仁政，等待人主的施恩，导致国民性的软弱。这一点，那些言“仁政”的君主亦有责任。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权利的分析着重于权利思想的社会功能，将其作为变法图强的一个工具，而对于权利的本质，并未作详细的分析，这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
　　在几乎与梁启超《论权利思想》同时发表的《权利篇》[43]中，作者在对权利的重要性作了论述之后，对权利的目的、作用、本质均作了更为详细的分析。“权利之目的何在？曰使人全其本性而已。…….权利之目的不出乎全人性之一部，与宗教、政治等不相差也；而有为人之保障，似较政治、农、商尤为可保重。”[44]“权利之作用何也？曰竞争，曰强制。竞争者，富强之兆也……所谓强制者何？制人不制于人之谓也。人之权利，各有畛域，而不可以互相侵害”[45]。“权利之实质，即人之本分也。”[46]最后，作者将权利定义为“权利者，人人为全其本性，以与他人竞争而强制他人者。”[47]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新民说》一书中，梁启超也专章论述了“义务”一词，并且指出“义务与权利相对等者也，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48]。而在《权利篇》中，作者也指出：“夫义务者何，即权利之里面耳。有权利始能有义务，无权利即不能有义务；爱权利即爱重义务之本，不爱重权利决无爱重义务之理。”[49]这两段论述说明时人也已注意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四、一点简要分析
　　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认为“因此，一切解释就已经是翻译，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进行解释的过程”[50]。那么，在我们将right翻译成“权利”或者其他词语的时候，是否达到了解释的目的？即“权利”或者“民直”等词语是否能够让我们理解right一词的含义？要回到此一问题，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英语世界中right一词的含义，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权利”能否容纳这些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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