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因为接受了这种欺骗，失去了这种诚实，当代中国不仅失却了“忠”、“孝”、“仁”、“义”等“法锁”，而且，连“信”这种最基本的“法锁”也危危可岌。我想，可能正是因为“信”的“法锁”的动摇，才有俞江先生主张在由“身份型契约”向“自由型契约”迈进时，还得最终走向那种不明不白的“诚信契约”。
　　与“身份型契约”相对的“自由型契约”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型契约”更多地是在制造含义不明的“身份”。比如“元首”，真正的含义是“第一公民”，但我听着就有黑社会“老大”的味道。另外，格式合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这种自由签订的合同到底有多少“自由”的含金量，是可疑的。
　　法律在价值上应该诉求“自由”，或应以“自由”为目的。但这不是由“身份型契约”走向“自由型契约”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改弦更张，由主张“从身份到契约”改为主张“从契约到人权”就可以实现的。“自由型契约”也好，“人权”也罢，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都太冠冕堂皇、太形而上了！想一想，在古代中国还有“人命关天”一说，这可视为国人最基本的人权；如今“天”已不再，人命关乎什么？[注14]——如果仅仅关乎从海外进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权”，人命如草芥什么都不关乎，就不是不可能了。
　　以笔者的愚见，既然一切契约，无论是公法层面的，还是私法层面的，都是“身份型契约”，由法律给由这种契约所制造的“身份”套上相应的“法锁”，让那些有“身份”的人不能为所欲为，或因自己的为所欲为而不得不欠“债”，才是实用之道。从理论上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身份”的高低与为所欲为的破坏程度是成正比的，破坏程度越高的“身份”，越需要沉重的“法锁”，而“身份”越高，数量就越少，“法锁”虽然沉重，但它运行的有效性不会减少。
　　只可惜理论与实际相距甚远，人人都能看见，在我们的社会，“身份”越高的人是越没有“法锁”的人，因而也是在法律上最不负责任的人。——为什么会如此？
　　古代的“法锁”已荡然无存，进口的法律在形成“法锁”的过程中，又有一种不良的、违背逻辑的倾向：对“身份”越低的人，它越能形成“法锁”，越能形成“法锁”，“身份”又越低。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足以说明西方法律已被我们倒置了。[注15]
　　
　　
【注释】　 1、 见《读书》2002年第5期。以下与该文相关的引用，不单独指明出处。
   
2、 参见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59年版，页182-183。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