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倒置的现代西方法律-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中西的这种相似之处，以及俞文所说的“身份型契约”与“自由型契约”的差别，典型地体现在“自卖为奴”之上。
　　“自卖为奴”在古代中国不少见，在古罗马也是一种合法的事实。罗马法将人分为两种：自由人与奴隶。奴隶的来源，“或者是出身时是奴隶，或者是后来成为奴隶”；“后来成为奴隶的，或者依据万民法，即由于被俘，或依据市民法，即年在20岁以上的自由人意图分得价金，而听由他人将其出卖。”　[注8]罗马人比较诚实，将受刑罚处罚的人也叫做“刑罚上的奴隶”；而这种奴隶，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不少见。
　　我曾在《自卖为奴的先定约束》一文中，讨论过“自卖为奴”之所以不合法，“乃在于这种契约行为的不可逆转性”，在于其违反法律的逻辑。[注9]当时几欲脱笔写道，死刑之所以不合法，也是这种逻辑的要求。但我当时还是保留了应有的谨慎，仅点到为止。现在也不想突破这种谨慎，仅想补充，“刑罚上的奴隶”一旦接受死刑，那么什么都不可逆转了。
　　由于未能占有详细资料，我对古代中国“自卖为奴”的契约是否可以逆转不能做出准确而详尽的分析。但一般而言，在古代中国“自卖为奴”的契约行为中，自卖为奴者赎身或者“自卖为奴”的契约本就有一定的期限，却是可以想见的。这与古罗马有所不同，在古罗马，奴隶纯粹就是财产，只能通过主人的释放而获得自由；而且，法律还规定了在某些情形中主人不得释放奴隶，以免欺诈债权人。[注10]中西方的这种不同，是大可研究的。我隐约地感到，在中西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奴隶。
　　如果我的感觉是对的，进一步，我和俞江先生又走到了相反处：中西方的差异，不是两种契约——“身份型契约”和“自由型契约”——的问题，而是两种奴隶的问题。在西方，奴隶是财产；在古代中国，奴隶仍然是人。这不仅是“信”的要求——不为人，又谈何“信”？而且也可从中国古代士大夫“亦主亦奴”的身份中看得清楚明白。“奴才也是人啦！”——这在古代中国不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简单地说，西方的奴隶需要锁链，而中国的奴隶有“信”，进而有“忠”、“孝”、“仁”、“义”等等“法锁”。[注11]
　　大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国人的奴性都十分反感。但我敢肯定，这些人中百分之九十九如果不是奴性十足，也是奴性未脱。[注12]这并不是想冒极端之言：中国没有“真正的人”！——“奴才也是人啦！”，这些人仍然是人。而且，严格地说，比起现代西方那种在“人”上自我欺骗的说教，[注13]这些人更像“真正的人”。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倒是这些人接受了西方关于“人”的自我欺骗的说教，失去了古代中国人“奴才也是人啦”那种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