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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原有的低水平国
家垄断性体制被打破。民生需求增长十分明显，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水平上涨后的新的平
衡。民生事业的社会化，呈不可逆转之势。在市场化的新环境中，需求的不可抑，为不
断试验新的平衡机制，提供了动力。
三、 法律调节之弊
法律就其善意，在于促成建立社会公平机制，给予规则性的固化。但是法律背离
善意，走向歧途，亦可误导新的平衡机制。如果进行合理法律制度设计，就必须脱离自
身利害关系，将包容了个体合理权利的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
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民生事业的立法，由于立法体制的限制，规则的制定程
序正当性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上述方面的立法，由利害人主管部门起草规则草案，由
相同利益体系的上级予以审定，这就使规则的建立，缺乏社会合意程序。这种立法程序
上合意缺失，必然带来的法律规则合理性的缺陷 。不当立法程序，正是不当法律规则
的起源。
那么，我们从社会力量办学、办医、办福利机构的现行立法中看到了什么缺失？我
们发现有如下明显缺失：
（一）法律中政府义务模糊 。从前政府统包统揽，实践证明不合理；但新机制
是否就让政府对民生事业不管不问，对政府义务可以语焉不详？显然，这样是不行的，
不符合现代国家角色定位。
我们在法规中了解到政府应当发展某某事业的概括性表述，但实在难以发现“具体
的法律义务”。没有义务边界，就无法确定社会成员的权利边界。是否有公立教育、
公立医疗、公立社会福利机构制度？公立事业机构的目的是什么？它们应当履行何种法
定不二的义务？社会成员可从中得到何种具体保障？这些问题，都被既定立法回避。由
于法案起草者和审查者的角色限定，对上述问题的程序内追问，成为不可能。
回避的处理，导致公共财政资助的公立民生事业机构角色分裂：在获取公共财政资
助时，它们声称是将履行社会义务的民生事业；在日常运转中，它却不再承担社会义务。
这致使诸多政府应尽义务无法履行，引发如潮民怨。比如见义勇为者找不到医院疗伤，
精神病人流落街市，天真少年失学流浪，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同时，导致许多卫
生、教育、民政机构失落职业道德，高昂收费，把人民变为不堪重负的的骆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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