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乱杀滥扑、毛泽东多次提出建立一定法律程序的设想。如；“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 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扑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 “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扑入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 ；“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 后来，死刑复核制度等被规定在
刑事诉讼法中，成为防止滥刑的有力法律保障。
毛泽东在谈到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时，承认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于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并指出“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 。对冤、假、错案及时平反、纠正，可以使革命事业避免更大损失，也有利于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这种思想对我们清除“官无悔判”的流毒，增强政法干部的责任心，事业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一贯反对野蛮的刑讯逼供行为。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滥用肉刑，刑讯逼供行为严重侵犯公民的人权，往往使当事人屈打成招。1929年12月他起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专门就“废止肉刑问题”发布了通令；1934年他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申明：“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明令宣布废止肉刑，这亦是历史上的绝大的改革”；1940年在《论政策》中他指出：“对任何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又指出；“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1952年就《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下达指示说：“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