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犯罪预防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从检举、揭发、教育、改进犯罪等诸方面都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实现一般预防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严厉打击首恶分于，孤立极少数坏人，对罪犯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惩一儆百，充分发挥刑罚的震慑、惩戒功能；再次，对犯罪采用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多种刑事处分，根据具体情况给以不同惩治；最后，对罪犯实行教育与改造的方针，使之成为新人，以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
3、强调慎重运用刑罚。
只杀极少数反动分子（有血债或民愤大者）；“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坚决反对滥用肉刑、反对逼供信等，体现了毛泽东一而贯之的的慎刑思想。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发现衡山、湘乡的监狱里关了许多农会干部，立即指出“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在井冈山时期，他顶住“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提出“禁止盲目烧杀”、“不杀反水农民”等政策。毛泽东总结历史的教训说：“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 ，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制订锄奸政策时，毛泽东一方面提出坚决镇压铁杆汉奸和反共分子，另一方面指出，“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分子”。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写道：“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
1950年毛泽东提出镇反工作应“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于（不应杀者，当然不采）。”对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建设事业” 。死刑缓期执行政策后来提炼为一项刑罚制度，并为79年制订的
刑法所吸收。由于它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执行，改造、挽救了一些罪该处死但却不是非杀不可的罪犯，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毛泽东后来又在《论十大关系》时进一步 阐述“不杀”的道理：对上述人开杀戒“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可能消灭发现其他反革命的活证据；不能为社会带来效益，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