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规则：问题与意义
亚北
【全文】
“我好像出了毛病，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出了毛病，很容易就能找到替损人利己的行为辩护的理由，但是却找不到有力的反对理由。”
这是吴思先生在其《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分析迷信的力量时，针对安徽某村庄大规模生产假木耳的现象，发自内心的感叹。吴书揭示了古代（延续到现在）中国官场运作的一些基本“潜规则”（历史中叫做“陋规”）。从法学的角度看，显然，作者所命名的“潜规则”一直在法学学者的视野之外。这是我对此书感兴趣的原因。
在学术层面上，该书并不是十分严谨的学术著作。（不十分严谨，比如，作者一方面肯定“神道设教”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在笑话天道，这很难自圆其说。不十分学术，该书基本上是“故事型”的，有理论分析，但似乎以不妨碍“好读”为限。）当然，这根本不是什么缺点，也许作者的目标就是旨在通俗。但如果是这样，评论者除了谈论它的启发价值外，就很难实实在在地批评（中性的）些什么。因此，我只能谈一点我的感触。
从古代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是连续的，特别是法律史。如果有什么变化，也许正如作者所暗示的那样，仅是词语的变化。比如贿赂，作者说在古代有“三节两寿”、“程仪”、“使费”、“部费”、“门敬”、“跟敬”等专门词汇，现在似乎只有“送礼”一词。这是文化的衰枯，但这种衰枯目前正在全方位的“文化复兴”。另如，“新中国”的“新”——在多大程度上是杜撰？——我这么认为，并不是要否定近现代仁人志士的努力，而是说，如果不把古今历史视为是连续的，并以此为基点，我们难以研究现在社会的状况，也难以从事法治建设。反过来看，西方法律移植的乏力，不就是碰上了“潜规则”这块巨大的文化磐石了吗？
我称之为“文化磐石”，是说我们不能单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寻找“潜规则”形成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当在文化层面。因为无论按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还是依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揭示，规则都不纯粹是社会经济的结果，也是原因。作者对“潜规则”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
更加重要的是，这块“文化磐石”的形成，从“责任”——不管是法律的还是伦理的——的角度看，不能仅仅视为官僚集团内部的事，和民众大有干系。（见拙文：《万历皇帝的问题——时代的命题？》，[北大法律信息网]。）古代如此，现在亦然，这一点作者在书中或多或少亦有反映。当然，这种“责任”是无法追究的，但值得我们在文化上反思。作者关于“造化的报应”的论述，也许是最好的反思之一：“责任”虽然无法追究，我们终究还是要承担的，缺乏反思，它会不期而至。——这或许是作者全书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