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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私人领域则恰恰相反，不断膨胀的行政力量带来另一种超比例的增长速度。现代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普遍背离个人主义的传统价值而寻求国家行政对市场的介入。哈贝马斯曾指出，这种行政力量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使得本来通过公共领域的政治结构而获得保护的公民的私人性受到了威胁。因为这种背离一直以来仅仅得到了实用主义的解释（凯恩斯），而从未在意识形态上赢得过传统价值的谅解。这就使建立在传统自由市场之上的价值共识受到破坏，“从而带来了一种合法性的普遍压力”。换言之，政府的每一次对市场和文化领域的干预，都构成了对于民主自由价值的合法性和说服力的一次伤害。同时与非市场化和非民主化的价值秩序的冲突，也加剧了这种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比如911恐怖事件后，受害国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生命都不可避免的政治化了，个人安全不再是治安问题，而首先成为意识形态问题。
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因其在公共领域的非政治化和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而陷入危机。从而使这一价值体系在全球化经济扩张过程无力说服其他非主流价值体系归顺，并证明自身朝气蓬勃的合法性。911恐怖事件和安然等系列公司丑闻，其实都是这一全球化价值危机在美国对内对外的体现。
但是恐怖主义的错误手段，另一方面却又为整合全球价值危机和政治经济秩序制造出了新的合法性和说服力。美国之所以一年来在反恐战争和贸易保护的单边主义姿态上表现强硬，并获得较有效的支持和谅解，这和911恐怖事件以非人道方式撕开了更大的口子密切相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价值冲突能否在一个单极化的局面下赢得一个较稳定的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美国对这个世界在道义上的担当。现实力量和恐怖主义把美国推到了这个位置。911恐怖事件制造和积累了美国在道义上对运用其现实力量的支撑能力。然而如何善待这种力量，如何在美国传统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道路上学会放弃和妥协，并借助人类整体利益的表达对传统价值共识的合法性困境进行修复，以获得国际社会更持久的支持和合作。这需要摆脱傲慢与偏见之后更多的克制和更多的智慧。回首世贸悲剧，对照一年来美国政府的作为，太多地方还相去甚远。布什利用这一空前的合道性资源做了很多事，但他的眼光放得太近，看出了这是一个做8年总统的机会，却没能像林肯当年废奴一样看出这是一个做百年事业的机会。过于霸气，对合道性是一种削弱，过于保守则是一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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