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给法学家思考的问题是，技术化的法制秩序及其现实中的意识形态背景，他们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技术性的法制手段开始失去说服力的地方，意识形态的力量或者说借助传统道义资源“以德治国”的力量是如何粉墨登场的？而这种粉墨登场的效果及其和现代法治社会的目标诉求之间，又是否存在着南辕北辙的断裂？
在谈论诸如司法执行难、反腐败不力以及政府财税等问题时，学者们提到一个概念，即政府权威在事实上出现的“软政权化”。软政权化是指技术性手段的失效，而现代国家的这种技术性法制手段的失效，其原因并非单纯出于黄仁宇所谓传统社会“数目字管理的不足”。软政权化是和现代意识形态的替补作用相辅相成的。就警察向社会弱势示威者下跪一事，我们可以看到软政权化的本质是合法性资源在当代社会的迅速流失。朱苏力先生将法治建设中诸多问题，归结为现代法治秩序及其技术手段与中国本土社会及其资源之间的冲突。并凸现出善待本土资源的倾向。愚见以为这种看法抹煞了移植进来的技术性法制手段之所以失效的一个根本症结，即中国近代史以来法律移植过程当中统治合法性背景的缺失和反复无常。重要的不是技术手段的移植无效，而是现代法治社会统治合法性的转型失败。技术性的法制手段是如何被嫁接到本土社会之上的呢？自清末以来一百年的时间里，现代法制技术都是自上而下，在各种意识形态化的尚未去魅的统治方式下被强加于本土社会的。然后依靠意识形态和价值世界的高度统一来整合老百姓的欲求。
而当这种价值世界的高度统一和非技术化的整合力量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开始流失，当社会在改革成本的不公平分担中日益分化为不同的利益人群和价值人群的时候，一种从未与本土社会构建立统治合法性渊源的政府威权，换言之一种没有与最大多数的公众达成程序化的谅解和同意的公共权力，其技术性法制手段的失效和面对抗议人群（抗议也并一定不代表抗议者的正确性）时的局限性，就构成了一个在法治建设中带着根本性的问题。
在这个困境中，下跪的插曲就成为一种不思进取的替代力量戏剧性的和敷衍性的出场。在李保田多年前主演的一部电影中，因为修路需要征用老农承包数年即将结果的果林。老农向现场办公的市委书记哭诉了自家的土地几十年来分了又收、收了又分的反复遭遇。在一种合法性背景的沧海桑田面前，李保田饰演的市委书记无法诉诸于财产权概念及其合理补偿原则，也就是说无法诉诸于技术性的现代法制手段来整合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他在电视台记者面前向老农下跪了，并说我一个市委书记都给你跪下了，你总要给我点面子吧。老农扭头就走，欲哭无泪，自己亲手砍倒了第一棵果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