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世俗化和合法性危机
王怡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俗化、合法性
【全文】
王怡
一、
理想主义，这个字眼大概对于一切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而言，至少对我而言，是一个难以割舍而又首鼠两端的概念，有点像爱情。我这里提及的知识分子，是取其超越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专业知识分子一部分是沉浸于知识本身的趣味当中，自然科学领域的较多。人文社会领域的，则在知识趣味之外，多有现实和形上的关怀。从其和体制的关系，可以分为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钟健夫先生称体制外的为“新自由人”，并有些瞧不起体制内的，尤其瞧不起身在体制内却以民间（体制外）的声音自居。但我认为身体和体制的关系并没有思想和体制的关系重要。我也把知识分子和体制的关系简单分为两种，一种是幕僚型的，一种是江湖型的。幕僚型的进言是建设性的，江湖型的进言大多是批评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大多身在体制内，我也算是身在体制内的，因为我有一份教职。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批评性的和江湖型的，他们在一个非自由主义体制下，绝对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念头。这与幕僚型的不同。幕僚型的知识分子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入政府。
这种区分也是我的一种自许。我曾说民主绝不是一种政体或某个国家的品质。不过个体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就不仅是在逻辑上接受一种可以认同的理论体系，而且这种接受与接受者的某种个人品质的确是密切相关的。我对公共权力的某种戒备和逆反，和个人主义的性情，对一切群体主义的厌恶，对一切以集体名目出现的价值的怀疑，这些品质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经历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个人比较彻底和较早的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人理想。我给自己的一个界定是永远不进入政府。我要做一个批评者，一个面对公共权力的批评者。我很服膺哈耶克的一个观点，即一个没有对立面的社会就是一个专制的社会。我的理想就是做政府的对立面，我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当仁不让的做这个对立面。
当然我这里说的“对立”是温和的，是一个纯物理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带着政治意味的概念。我想自由知识分子活在任何政府的治下，都会将批评政府视之为当然的使命和责任。但是活在今天的中国，活在一个非自由主义的体制中，这种使命与责任就必然更加显赫。
这种对立其实也是一种合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就是让一个政府承认这是一种合作，并且以一种民主化的体制来接受这种方式的合作。这种方式的合作有一个最大的效果，也是一个威权体制不容易接受的地方，就是这种批评性和对立性的合作势必使一个不易维持的威权体制更加不易维持。因为这等于把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和背后的政党拉下来，拉到一场诉讼中的原告被告或一笔合同中的甲方乙方的位置上来。换言之，就是政教分离和彻底的世俗化。所以为什么诉讼和契约是重要的，因为诉讼和契约的本质都与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威权体制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