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筹集社保资金这一在国有股减持中明确化的利益目标，和未明确化的产权结构改革和国有资产退出问题，都敌不过需要证券市场在中共16大在即这一特定时期政治稳定和欲望亢奋的需求，以及广大投资者直接利益的冲击。
在国有股减持政策问题上，我们会看到比以前一切具体改革措施都复杂万倍的犬牙交错的博弈局面，比如几千万股民的切身利益，也可能在这种复杂局面下与共产党顺利渡过大规模权力分配的意识形态目标欢天喜地的“宁汉合流”。这令我们无法简单的给予一项具体措施以是非对错的认定。这既是国有股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各层面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所累积的诸多负担的表现，同时也是一个日渐多元化的社会在制度安排和公共选择上的必然趋势。一个多元利益格局的市场经济社会，和利益高度一元化的社会，在制度变迁上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前者的博弈首先发生在立法或政策制定的环节。后者的博弈则主要发生在执法或政策落实的环节。前者是用手投票，后者是用脚投票。前者是选举、辩论、游说和听证，后者则是敷衍、勾结、拆台和赖皮。
而如果一个社会像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这样，在民间甚至官方尤其是地方的官方，都已经形成了千万股合法的或者非法的私人利益在活蹦乱跳，而中央的党国体制依然极力维系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和制度变迁上的垂直集权，不要说政府与公民之间，就是中枢与地方之间都远远未将利益分化明明白白的公开化和制度化。事实上，就连一个省都缺乏足够的、合法的宪政途径去伸张和要求区域的利益，他们也只有“跑部”才能“钱进”。这就带来了一个集权主义者心目中的贬义词，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则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基本上看作是褒义的，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社会从拆台式的执法博弈向着积极演进的宪政博弈进行转变的必然阶段。
比如国有股减持问题从方案出台，到宣告落幕。就明明白白的暗示出一个已经形成的多元化利益格局下，如果在制度变迁上得不到用手投票的机会，那么来吧，当政者你要什么你就说出来，但是市场，一个资本和产权的市场在本质上逐步把政治问题化为了经济问题，而这个市场已经具有了足够的用脚投票的力量来对官方利益集团的欲求进行反对和打击。各种利益得到了一个场合，不是在议会，不是在广场，而首先在交易所。各种利益可以在这里合法的拆政府的台，用对策去应付政策。也可以含蓄的高喊“官人我要”。我将之视为一个进步和进步的方向。
而为了避免损失和社会管理的波动，将利益的博弈从市场移师到国家，从民间移师到庙堂，将执法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提前到立法中来。就像刑事诉讼将律师介入由起诉提前到了侦查。资本市场就会成为一种现实的推动力量和切切实实的压力，而不仅仅是学者们的鼓与呼。我更加倾向于相信中国未来的宪政框架不是几个人或一场运动拟制出来的，而一定是在从市场到宪政的博弈之中逐步看得见的光明。如果绕过这个从市场到宪政的过程，而求诸于直接的
宪法与国体的“革命”，我会对此反倒保持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