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2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证券工作会议上，均没有就国有股减持方案进行讨论，有香港媒体报道，中央政府显然已经决定将此难题留待下届政府，事实上，也就是留给中共十六大之后的新班子。
　　政府一方面出于市场巨大震荡和舆论批评的压力，一方面考虑到在十六大之前营造稳定繁荣局面，断然停止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国有股减持。我认为这一决策如果说并不具有足够的智慧，但也具备了足够的审慎和狡黠。有论者指出，一项重大举措遭到市场和社会的怀疑和反对，而被迫改弦更张，这在迄今为止的改革历史上是罕见的。有人说这是“政策市”的又一明证，我倒认为与其说是这是政策造市，不如说这是政策面对市场的投降。这一事件反映了一个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反映出各种利益群体尽管还不能以公民的身份在市场以外发出利益伸张的声音，但已经开始以投资者的身份通过市场发出自我伸张的声音，并以用脚投票的和平方式，事实上剧烈的影响了制度的变迁。
　　仅仅几年前，朱镕基还被称之为“经济沙皇”。但国有股减持方案在一年内的起落成败，反映出一个哈维尔所称的“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特性，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尤其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资本市场上。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国务院“从谏如流”的停止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国有股减持，看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民主事件”。因为世俗的私人利益从来没有在其他场合、其他方式下能够明晃晃的表达自己的不满，能够明晃晃的拆政府的台。政府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推动下，企图凭借行政性的力量，通过市价发行国有股来哄抢股市的价值。而老百姓通过市场给了这种不公正的公共政策以两败俱伤的沉痛打击。我们看到，这是一种事实上拆台、表明上却合法的举动。这种举动和影响力的可能性对于中国的未来极为重要，因为在目前，只有开放的证券市场在不断给私人利益带来这样的空间。以国有股减持为例，我们仍然不能随意在国内媒体上发表深入的批评意见，但我们的股民们却可以以退场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的反对，强烈到让整个证券市场长期低迷，让中央政府朝令夕改。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是最民主的经济，其发展也必然成为民主宪政最大的推动力。我们今天怎么样去打击和摧毁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力量，真正最有效的战场并不是街头，而是市场。媒体没有为我们提供公然反对公共政策的空间，但市场却不断为我们对公共政策的反抗提供着最有效的武器和最合法的保障。
　　我并非反对政治色彩的运动，但相对于任何政治诉求必然具有的组织思维和大一统的行为方式，我更加青睐于市场化的反抗，这一没有任何领袖、没有任何人可以彻底操控的进步路径。尽管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出台和落幕，看上去仍然决定性的支配着股价的波动，然而背后的真相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在政策和行政力量与市场上的利益表达之间的博弈中，这一事件让我看到政府权力对经济领域和制度变迁的支配作用已经无可奈何的开始转攻为守。就算附带着迎接16大的意识形态任务，最多也算打了个攻守兼备。当局近年来在意识形态紧缩上还能不断吹响最后总攻的号角，但经济沙皇时代却势必一去不返。在我看来，这就是后极权主义必然的平庸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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