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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循环，但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上天还是那个上天，只是更换了代理人。这既为后来的朝代更迭留下了余地，也为频繁的天命转移限制了条件。今后无论怎么变，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及其合法性可以一劳永逸，董事长不管是谁，儒生集团都是管理层。换句话说，每一个朝代都是一届董事会，再好也要换届。这就为一朝一姓的绝对皇权加以了限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千载万代，其实都是操纵在儒家集团的手中。
董仲舒的目的，就是又要“尊君”，又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虚君”。并使儒生集团成为帝国的经理人和上天意志的真正的解释者，在俸禄制下形成一个如韦伯所说的即使“拥有绝对权力的君王”也要“一筹莫展”的官僚体制。所以钱穆认为，在这样的读书人控制的政府下，虽然有一个皇帝，按近代的主权理论看，我们却不能说“唐朝的国家主权在李家，宋朝的国家主权在赵家” 。
五、灾异论
所谓“天人之征，古今之道” 。董仲舒好谈“灾异”。喜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什么叫“灾异”呢？董仲舒解释说，“天地之物，又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 。
《春秋》之中记载了大量的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如“日蚀、星陨、有虫或、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陨霜不杀草”等等。董仲舒将之神秘化，认为可以“以此见悖乱之徵” 。“灾异论”也是从天人感应和阴阳家理论中推演而出的。这是假天之威对于皇权的最大制衡。人间君王的政治过失必然使天生气、发怒，通过自然界的灾异发出警告，要人主改正错误。臣下亦可借灾异之徵，予以规劝。更重要的是灾异将会在民间造成恐慌和怀疑，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政权的合法性遭受打击。
董仲舒喜谈灾异，这也造就了汉朝的一种时尚，以至于后来发展为谶纬迷信之滥觞。虽然他本人曾因推演灾异而被交从吏议，分当处死，后被赦免。从此终身不敢再谈灾异。但自他之后，灾异论在民族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对皇权的绝对性带来了一定的打击。有多次的朝代更迭更是利用了这一传统，比如王莽、刘秀和公孙述先后都利用了谶纬之说。谶纬虽在隋炀帝时全部禁绝焚毁 ，但其政治学的影响却一直留存。直至西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还被许多中国人私下视为天命已变的征兆。
当代科学哲学中有一个“测不准原理”，它认为：探索历史的起源与因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蝴蝶的翅膀”的微微一次颤动，宇宙历史都可能因而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或许就有一场火山爆发。这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相互影响的灾变论似乎有些暗合之意。肉食者的倒行逆施，与京师附近的大地震真的有或者没有丝毫关联吗？
无论如何，借此来“屈君”，果然是极有创意。
六、三纲五常论
先前孔孟认为社会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董仲舒择其要者定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政）权、父（族）权、夫权，再加上一个神权，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根极大的绳索” 。再将儒家张扬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常者，不变也。
这个“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皇权专制主义的根基。但是细细看来，在专制之外，它也一样有着好比虚君立宪的功用。虽然说是君为臣纲，但却是天下之道中的一维而已。在董仲舒开出的“三个中心五个基本点”中，并没有绝对的至高无上。在“三纲”里，尤其是这个“父为子纲”，引出一个“孝”字。所谓家国并举，忠孝相通。国是家的扩大，忠亦是孝的延伸。所以在逻辑上，“孝”倒是“忠”的前提。更何况皇帝亦是“天”的儿子，首先也要“事天以孝道”。这样，就在意识形态上造就了两元分离的局面。以孝来对抗忠，在历史上也成为了对皇权产生制衡的一个有力途径。比如儒家官僚们每逢大孝，按孔子的规矩丁忧三年的制度，就反映出私人义务对于国家义务的侵占和优先。美国学者布迪和莫里斯对清朝190个典型案例的研究中指出，出于对“孝道”的维护和对于宗法家族力量的妥协，“法律允许犯罪人在特定情况下存留养亲”，这样的情形在全部案例中出现了7次之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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