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君伸天”与皇权专制——董仲舒法律思想新论
王怡
【摘要】本文重新诠释了董仲舒的思想对于皇权专制主义的双重影响，指出其思想中“屈君而伸天”的一面如何在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带来了对于皇权的适当制衡，使儒家一方面意识形态化，一方面官僚体制化，从而形成与君主制之间的基本对立。并重点从董仲舒法律思想的五个方面（天人感应论、三统循环论、灾异论、三纲五常论、君臣离合论）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屈君伸天；君臣离合
【全文】
一、汉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东周数百年，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统治者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诸侯便逐鹿中原，僭位而上，在一场接力赛中夺取合法性的火炬。这时的诸侯接力赛，还都是贵族与使君的游戏。选手的起码参赛资格就是公、侯、伯，也就是必须拥有那种源自血统的地位和特权。至于草莽英雄，最多只能择梧而栖，根本不敢奢望建立自主权力体系。
但在秦亡之后，经过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当陈胜敢于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诘问，当项羽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这是一个在欧洲要晚上一千余年才可能发生的变化。按照翦伯赞的说法，自乌江之役，中国的旧贵族这一阶层“已经最终从中国的历史上委蜕了”。 贵族封建制下的“合法性”既已被彻底打破，古老的神权政治和源远流长的血统被中断。当出身平民的刘邦一统天下时，汉帝国的政权面临两个上层建筑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既然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既然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那么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到底从何而来？天下将如何跪拜在草民刘邦的脚下、并有高山仰止之感？除了暴力与铁血，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加冕？平民出身的汉帝国还必须解决一个悖论：我夺取天下是天经地义的，我的政权神圣无比，但是，GAME IS OVER，你们再也不能这样了。你们不能够学我，你们再来搞我就是大逆不道！换句话说，既要证明一个现有的非贵族政权的合法性，又要堵住后来人的蠢蠢欲动。
第二、在贵族封建制下的人主，受着分封制下诸侯与各级封君的制衡，强大的地方自治既是对君权的限制，又是惹起战端的祸根。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要废封建、置郡县，将地方官员釜底抽薪，使其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寄生虫，或者叫螺丝钉。让他们的物质享受仅仅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与他们的独立人格相连。这样就变为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主义（emperorism） 。然而始皇帝作为第一个独裁者，对于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没有拿捏的分寸，未免得意忘形，过犹不及。以致帝国早夭，天下沸腾。因此汉帝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重新树立合法性之后，又如何在一个非贵族的官僚体制中解决君权的无限膨胀和肆无忌惮？
所有的问题加起来，只有一个，就是亟需一种可以自圆其说、可以深入灵魂、可以既辩证又统一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用董仲舒的话提纲挈领，就叫作“《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今古之通谊也” 。
董仲舒最终成为几乎所有春秋时期思想资源的集大成者，他像比尔盖茨一样以儒家为蓝本，运用化功大法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慢慢将经他之手神秘化、宗教化的儒家之道，变成了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大脑里的操作系统。董仲舒成功解决了上述技术难题，使一个皇权官僚体制历时两千年，弥久而更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了最为显要的地基。黄仁宇先生称之为“将宇宙观与政治学混为一谈”，一方面使专制皇权“合理化”，一方面借助伦理和自然律（natural law）,又使之“较为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