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教授在云南曾遇到一个自称为“蔗园”人的上报族称。“蔗园”人人口不足一千，世代以种甘蔗为生，“蔗园”人到底是不是单一民族？根据考察发现，“蔗园”人不过是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汉语方言)的族体，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当然不能构成单一民族。林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还对云南的“土家”、“蒙化”、“腊鲁”等近三十个单位以及“侬人”、“沙人”、“黑衣”等近十个支系进行系统识别，而分别将前者一律划归彝族，后者划归壮族。然而，这不是硬性的划分，而是在科学分析的前提下，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作出的划分。它保证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
　　这是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而只有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处理好多民族大家庭的事。十几年间，林教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借鉴国外获得的人类学知识为新中国服务。从滇北到滇南，旅经大理州普米族、白族地区，丽江专区傈僳族、彝族支系地区，小凉山彝族地区，文山州的壮族、瑶族地区，傣族地区，孟连拉祜族、佤族地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两年他一直留居云南工作，直至六十年代中期，还步行进入西双版纳布朗山布朗族地区。在中央和地方支援下，新中国民族学工作者的考察工作始终得以有组织有计划地顺利进行，这是解放前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由于林教授和他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完成了对云南部分地区许多地方共同体的民族梳理工作，并写成长达二十万字的《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二阶段初步总结》。今天当我们重读这本手工誊印的总结时，仍可感到当年识别工作的那些科学依据的谨严可靠。现在，云南省已正式确认的二十三个民族大多数都是五十年代识别工作的成果。无疑，这项工作为今日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六十年代初期，林教授主持《辞海》民族类办公室及编辑工作，担任三套丛书(《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的副编辑委员工作。由于十年动乱，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失去了十几年的宝贵时间。但虽经磨难，他却依然乐观。安定的局面一出现，林先生即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之职，肩负教学与科研的双重重任。近年他又频繁出访美国、日本、墨西哥、印度等国，积极开展与外间的文化与学术交流，为中国的民族学复兴竭心尽智。这两年国外连续有五家出版社索要林教授的简历与学术著作一览表，其中便有世界著名的《世界名人录》(WhósWhoistheWorld，第六版，美国芝加哥)和《成功的人》(MenofAchievement，第十版，英国伦敦)。为此，我经过查阅作了一个统计。解放后由林教授撰写与主编的专著、论文达四十多本(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观的收获。值得提到的近著是他主编的洋洋四十万言的《原始社会史》，现已交中华书局，不久即可发行全国。这本书侧重中国，兼顾世界，是建国以来我国出版的阐述原始社会最为详尽的一部专著。相信问世后，当会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尽管《名人录》上书写了林教授的著述要目，却不能包含他的全部成就。解放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前身为研究部)在林先生和几位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已形成教学与科研的几代人的学术梯队，大家辛勤耕耘自己的学术园地，又团结一致，互相协作，在中国民族学界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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