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翅》谈林耀华教授-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对于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林耀华来说，五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林教授便开始考虑如何用国外学的人类学知识来为新中国服务的问题，究竟以什么理论做为人类学研究的指南的问题。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史与人类起源论的学习，他的思想豁然开朗：“学习社会发展史，开头就是‘从猿到人’，恩格斯的劳动观点给与我一个极大的刺激，使我觉悟到过去虽然收集了不少具体材料，但忽略了问题的实质。”(林耀华：《从猿到人的研究》，耕耘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北京)人类学对中国来说是“舶来货”，解放前，中国学者一直谨守外国人类学家之师说，人类起源的正确理论并未在学术界和广大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因此，配合开国以后的社会发展史教育，林教授的《从猿到人研究》正象裴文中先生在序言中所预期的那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翦伯赞教授从这部书中敏锐地看到了学术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的新气象，他为新中国的这一人类进化论著作热情作序说：“林耀华教授能够用新的观点来研究人类由来的问题，我以为不论理论应用的正确性达到怎样的程度，他的研究总是转向了新的方向”。林先生的这本书确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学获得的第一批著作之一，尽管今天看来，该书并非是无懈可击的。
　　一九五一年，林教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藏科学工作队，深入藏区为藏族同胞服务。一九五六年，林耀华教授，这位哈佛来的博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使他获得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并有了新的观察与新的发现。
　　五十年代，林教授的考察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他带领学生两次去过东蒙草原、游猎的鄂伦春人和达斡尔人居住地。一九五四年起他开始在国家民委、云南边委领导下组织民族调查和后来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中国古籍中少数民族的名称最为纷繁杂乱，加上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不少少数民族被迫更改、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因此，我国究竟有多少民族，谁也无法准确答复。解放初，由于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少数民族纷纷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仅云南省就上报了二百六十余个族称，由于没有科学的依据，群众自报的族称中既有自称又有他称，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名称，甚至有职业、农作名称等，情况颇为复杂。为此，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首先，要弄清待识别的单位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再弄清是单一民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支系，最后方可确定其民族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