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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始终是在“一治一乱”的循环中延续和发展的。这种“治”“乱”之间的转化似乎使得这个“不变”的社会充满了变动。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在所谓“治”“乱”之间所扮演的悲剧性角色。
震动全国的“妖术”事件，原是发端于一种无事生非的造谣中伤， 而其背后所隐涵的则是某种冤冤相报的社会敌意：“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图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 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所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县役蔡瑞为从肖山和尚们身上勒索钱文, 也编造出了可信的罪证。”而一旦皇帝与官府发动大规模的清剿，“妖术”马上就变成了某种“扔在大街上的上了堂的武器”， 因为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和陷害他人, 成为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以得到的权力。于是乎，诬告、栽赃、不断扩大的冤狱、谣言与小道消息、官吏的腐败与公众的歇斯底里、私刑与公堂上的逼供、人人自危与人人自保、弘历皇帝确信“妖术”只是“谋反”的幌子， 等等，这一切被书写在中国前近代那个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太平盛世”的底色上, 似乎给人们以一种灾难性的暗示。
总是试图通过某种非常的途径来获取“权力”， 这是一种缺少起码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底层权力的极度匮乏所带来的病态。这种病态一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并找到了突破口， 就会酿成大的社会危机与动荡。问题在于， 就一般情况而言，“乱”并非如毛泽东所说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 而只是成为社会危机爆发和民众宣泄的一种形式， 因为人们于其中所唯一关注的似乎就是打破现有的权力结构与秩序。当然， 无论“乱”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最终导致改朝换代， 也都会成为前车之鉴， 结果是中国历史就在民众造反和有人修复社会创伤或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这种“治”“乱”之间循环。
《叫魂》一书所着墨更多的是另一个问题，即透过弘历皇帝在“妖术”事件中的表现及其心态，揭示中国历史上君主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提出“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来表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若依据马克斯. 韦伯的看法，“官僚君主制”应当说是一自相矛盾的观念，因为在后者那里， 真正的“官僚制”是与“现代”体制联系在一起， 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则属于“系家长和世袭统治”一类。
“官僚君主制”一语所期表述的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的专制独裁与官僚机器的常规职能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制衡、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从“专制”的意义上讲，君主不是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但是他又不得不依靠某些成文的法规来约束数目庞大的官吏和依靠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来实行统治， 管理国家。那麽，君主又如何能够保持自身权力的自主性和至上性？如何能够做到在忙于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如认可军机处为其草拟的谕旨和审批吏部呈报的官员任命）的同时, 避免自身“官僚化”？如何提防官吏们（特别是高层官吏）的上下勾结、串通一气、封锁消息， 使君主成为某种被架空的玩偶？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 君主必须经常能够以某种非常规的方式介入官僚机器乃至打破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这些方式包括发展与某些官吏之间的个人关系，培植心腹宠臣；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 强化可以与官吏们（包括中层官吏）直接交谈的“陛见”制度；乃至于微服私访，等等。当时， 最重要的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是“政治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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