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一种新的法理学？——评《说法 活法 立法》
王绍喜
【全文】
处于当今时代的每一中国人，上到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感受到法治的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立法冠冕堂皇，司法迁就权势，守法被视同儿戏。种种法治理论放置于中国的语境几多无奈！无奈之余，我们也惯常了凭借着被迫西化之名，自我安慰，现代化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何况乎而今业已骑虎难下。也是在这样的思考虑下，我们渴望着冥冥之中法治必将来临，却多少忘记了自我扪问：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我们的法律是什么样的？一部中国法治史，于是便围绕着说法，活法和立法的故事展开了。
一
正如该书著者在序言中所言，此书的中心在于“天意”，“人意”和“法意”的“交贯缠绵”，从而追索中国人的“立法”，讨一个“说法”，进而求得一个“活法”。
首先是立法。中国的立法怎么了？首先，作者别出心裁地引述了文学家沈从文先生《长河》的片断，以说明立法，如同农村人不理解城里人的新生活一样，实在与老百姓捍格得很。立法常常只对城里发达的经济形态作出规制，因而在“乡下办不通了”。作者于此驳斥了理想主义的立法观，认为立法者可以是现实主义者，也可以是保守主义者，却偏偏不能是理想主义者，否则便是拿别人做理想的试验品。继而作者提出自己的立法观：“法律作为一种构成人间秩序的人世生活规则，绝对是对于特定生活状况因应意义上对于生活事实的记录，而予时间之维中的人世生活以取舍，从违凭依的生活智慧型的知识。”一句话，“立法不过是最为正式而具有规范性的确认形式”，进而导出作者的事实与规则的第一对范畴。
接着引发的是关于法律的说法。这里并非指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那个“说法”，虽然秋菊的例子可以作为此处说法的素材。在这里，作者所指的毋宁是对于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的阐释。换句话说，指的是作者对一时代一民族生存境况与生活方式的社会－历史陈述。因为在作者看来，法律来源于“一民族生活的地域性生存经验与知识，是一种组织人事而安排人世之有限的能力与智慧”。正因为此种经验与知识是特定的，有限的，所以在移植法律作为我们的安排时，我们便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而由于中国与西方存在极为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两者并非程度的差异，而是路向的差异，或者如杜维明先生所言，两者在开始便在不同的方向，犹如不同轨道的火车头。因而，如作者分析梳理的那样，在西方，宗教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社会的进步源于永不满足的进取，或者说“争”，因而构筑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相应的人生理想观。而在中国，则强调天人合一，强调礼俗，注重中庸，等等，与西方不同之处多矣。于是，作者认为中国的法律应当成为中国人的说法，中国精神的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