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在海德堡的工作使得他开始了对罗马法的最初研究，正是这一研究让他得以在此领域享有国际声誉。随后，在牛津的日子，对爱尔兰
宪法的兴趣重新在他心中复活，这一次他得到罗卜特·霍斯顿（Robert Heuston）的鼓励，当时赫森正负责一个课题，其研究成果后来以“爱尔兰法律与
宪法中的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 in Irish law and Constitution）为题结集出版。他在牛津结识了许多友谊持续终生的朋友，但对学术的钟爱与从事实务的诱惑之冲突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浮现，并伴随了他一生。凯利回到了都柏林，在律师界从事了一段时间实务。在法律著作中，在前辈法官中，他发现：有那么多的人物是让人仰之弥高、追慕不已的。另一方面，学术生活的诱惑于凯利而言依然如此强烈，他1960年代成为牛津的一名研究员。这一时期亦在他的生命中非同寻常，他与戴尔芬(Delphine)缔结良缘，开始了为人夫、为人父的幸福生活。
1960年代后期，他回到都柏林，担当已经复兴的、全日制的都柏林法学院的领导职务。都柏林法学院的成立大半要归功于时任院长的威廉·芬利（William Finlay）。我们不能详谈约翰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为建设爱尔兰法学研究所作的贡献，但不能不提及新的《爱尔兰法学家》（Irish Jurist）的创办，他为之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
但是，实务的世界仍然在向他挥手。约翰作为政治家的生涯开始展开，他起初是参议员，而后相继担任国会代表、首席督导员、总检察长以及工商部长。他给爱尔兰的政治生活带来了讲演的技巧、非凡的睿智和论辩的犀利，自爱尔兰成立算起亦少有出其右者。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爱尔兰民族中的一些最不可爱的特征发动了进攻：伪善、双重标准以及自以为是。他的政治盟友和敌人都一致承认他的诚实以及正直，他告别政治生涯的决定让众多的人感到遗憾。
约翰为政治生活所付出的，也是学术世界所失去的：但即使他致力于政治的时候，他也未终止创作高品质的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爱尔兰
宪法》（Irish Constitution）至今仍是这一领域中最为全面的著作，其中反映了他从多年积极从事的政治生活中所得来的知识。
他写的关于德国的小说已经出版了。小说选用了出版商偏好的老套标题，“荣耀事件”（Matters of Honour），而约翰自己选择的题目意涵更为深刻，“海德堡人”。*他还写了另一本小说，那本小说的打印件我在30多年前就已经阅读过，它以引人入迷的精确描述了一个都柏林中产阶级青年在那些日子的经历。我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从未出版过，我希望有一天在坊间看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