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致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19。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弗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弗里把政治运动看做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20。人们会发现东西方关于权术的政治著作几乎都有一些细节上的相似（举一例为证，《韩非子》的《说难篇》简直可以说是对《君主论》第二十三章《怎样避开谄媚者》最好的注解），或许就因为它们都遵循了权力的情境逻辑。贡布里希在他对艺术史的研究中将“情境逻辑”发挥成“名利场逻辑”的概念，21而追逐时尚就是“名利场逻辑”的最好示例，一旦你选择追逐时尚，你就必须不断翻新花样永远保持在潮流的领先位置，如果你稍有落伍，比如说你穿着去年流行的式样到时尚人士中去竞争，你就会成为可耻的笑柄。要么选择追逐时尚而永远掌握领先的王牌，要么选择不理会时尚才不会遭到“过时”的讥笑。这也许同样也是权力的情境逻辑，“‘或是凯撒，或是虚无’（Aut Caesar aut nihil），或者过一种个人的、无害的、不招人怨的生活，或者进入政治舞台，为权力争斗，并用最为残酷和激烈的手段来维持权力。在这两种生活之间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22。
　　政治哲学家们对这种纯粹的权力运用技巧可以悲天悯人地表示厌恶，也可以对它所能起的作用嗤之以鼻，“认为政治上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政治家的机智或愚钝，这样一种哲学未免太肤浅了”23，但却无法阻止它在真实的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奏效，而且那些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的独夫们大多都无师自通，并不需要象韩非、马基雅弗里这样自以为是的策士们教习他们如何熟练地耍手腕，正像古人说的，“刘项原来不读书”。袁伟时先生在《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一文中曾经分析慈禧的性格，这个受教育十分有限的女人在经历来自西洋与东洋的几次外侮之后，也是有心除旧布新的，光绪帝维新前期的大部分政令都得到了她的首肯，但康梁等迂腐的书生企图速成维新、彻底清除朝堂中她的旧势力，她才不得已作出了反击。维新党人赖以推行新政的后盾，同样是权术，以高官厚禄笼络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一干新军将领，甚至把筹码压在怀刃行刺这类撞大运的江湖伎俩上，他们在玩弄权术上显然不及老辣的慈禧。这个女人在把握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全局上非常地愚蠢，但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却有一种基于本能的果敢机敏的反应，24而正是她这种盲目的果敢机敏断送了中国提早近代化的生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信徒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类似的现象，“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恶并不能戕杀喷薄欲出的世界精神。但客观的社会科学却不能不正视真实历史中的恶并展现它的规律，马基雅弗里政治理论的价值就在于他勇敢地正视了真实的恶，它向人们阐明一个国家没有合法性的根据也能存在并维持，“柏拉图和他的追随者试图给出一种合法国家的理论。马基雅弗里是第一个来介绍一种理论来消除或限制这种尝试的人。他的政治技艺对不合法国家和合法国家都同样适合。政治智慧的太阳照耀着合法的君主，也照耀着篡位者和专制者；照耀着公正的统治者，也照耀着不公正的统治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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