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客观真实”说将法院在诉讼中的任务定位于“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这也与审判的目的不符合，法院审判的目的是为了从法律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这“与纯科学不同，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真相，并不在于发现全部真相，并不纯粹在于发现真相。这不但代价过高，而且往往与解决争执的目的不沾边” ，笔者认定，“客观真实”说实际上是认为，诉讼中的事实问题最终要靠诉讼外的“客观事实”来解决，这种理论虽然从未也不可能真正付诸实践，但却是我国诉讼模式的超级职权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
2、对“确信真实”说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学者（主要是中青年学者）在引进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法国、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证据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法律真实”、“主观真实”、“确信真实”、“相对真实”等大同小异的主张，这些学者认为，追求事实认定的“客观真实”虽然是最高理念，但却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由于人的认识能力、诉讼时限、非法证据的排除等因素的限制，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就不可能达到绝对真实的程度，而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法院判决的根据，不是案件的“客观事实”，而只能是法官基于证据所形成的确信，法官确信的是什么，什么就是案件事实，这种观点，是把诉讼中的事实问题作为认识论问题来对待，发生了研究范式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它并不抽象地否认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事实的存在，但认为案件的客观事实究竟是什么我们无法全部认识，所以它不再抽象地关心案件的客观事实究竟是什么，案件的客观事实，就象康德所称的“本体”、“物自体”一样，是“只可思之，不可知之”的，它所关注的只是法官在受认识时间、认识途径、认识条件等约束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能认识到什么，我们确信的是什么 。这种认识论的转向，也存在一些困难：
（1）“确信真实”说违反我们的常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事实的认定，虽然有时感到没有十分的把握，有时候甚至是错误的，但在绝大多数时候，法官对自己的作出的认定还是坚信不移的，一般人对法官的认定也毫不怀疑，比如，原告主张被告曾借自己1000元，原告向法庭提交了被告签名的借据，三个证人出庭作证，被告也在法庭上明确表示承认，法官自然会认定被告曾借原告1000元，这时，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法官的此一认定只是他“确信真实”的东西，是一种“主观真实”，而在客观真实的意义上，被告究竟是不是真的借过原告的钱，那是永远搞不清楚的事，那么，法官和一般人都会认为我们要么是强词夺理，要么是故弄玄虚；
（2）认为法官的认定虽然不能完全与客观事实相符，但能“无限接近案件客观真实”，这种陈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首先，你既然已经承认案件的客观事实是无法认识的，过去的事实是不可能重建的，那么，你又何以知道一个认定究竟是接近还是远离了“客观事实”呢？“接近”或“远离”是相对而言的，当你说法官的认定是“接近客观事实”时，那你与此相对的“远离客观事实”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其实，法院对一个案件的审理次数是有限的，因此，法院对案件审理所作的认定也是有限的，有限的审理所作的有限的认定，怎么可能无限地接近“客观事实”呢？
（3）一个人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心理现象，本身并无真假对错可言，也就谈不上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首先，能分出对错的只能是人有意识、能控制的行为，当一个人可以作出选择时，我们才可以说他的这种选择是对的，那种选择是错的，而我们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不相信什么，这些心理现象却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你给我说一件事，我相信了，你可以问我，“为什么你相信？”我回答出：“你有如此这般的证据”，这时，我是在给你解释我“相信”的原因，我并不是说当你给我讲这件事时，我既可以相信又可以不相信，而根据“有如此这般的证据，一个人就应该相信什么”的规则，我应该相信你的话，所以，我就相信了。既然“相信”是自然发生的，在“相信”之前，无所谓应该不应该，在“相信”之后，也无所谓对错，偏听偏信当然是错误的，但真正错误的是偏听，偏信是偏听行为自然发生的结果，谈不上对错，因为当你偏听时，你本可以选择不偏听，你本来可以认真地、审慎地听取双方的陈述，审核双方的证据，而你没有这样做，所以你的“偏听”行为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你已经偏听了，你就不可能不偏信。“相信”无所谓正确错误，无所谓应该不应该，而且也无所谓真假，我相信的对象可能是假的，但我相信这个对象却不可能是假的，比如，我相信确实有天马存在，即使不存在天马，但我相信本身却是真的。如果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只能是根据法官的确信，而“确信”本身又无真假对错、应该不应该之分，已如前述，那么，法官的认定就不存在真假对错之分了，也就不存在法官应该怎样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了，但正在起草、讨论的证据规则又拿来干什么呢？
（4）“确信真实”说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时与审判实践并不符合。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认定了某种案件事实，也对其认定坚信不移，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法官虽然相信了什么，但并不根据其相信作出认定。比如，笔者在法院工作时，曾遇到这样一件案子。原告向法院起诉说，被告借了原告18000元不还，并提交了借条，被告答辩时称，钱已还了，只是还钱时忘了要回借据或要求原告出具收条，在诉讼中，原告主动让步，双方达成只还9000元的调解协议。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承办人从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的神态、语气、情绪以及原告主动的让步等情况上看，其实相信钱已还了，但是，他不可能根据其确信作出认定，从此案可以看出，法院的认定并不基于其“确信”，其认定有时与其确信一致，有时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在刑事诉讼中也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一起命案，警察传讯某人，一阵暴打之后，该人终于交代了作案过程，根据其交代，警察在甲地找到了凶器，在乙地找到了死者身躯，在丙地找到了死者头颅等，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证据面前，任何人都会确信被告杀了人，但是，如果辩护方有充分证据证明了警察的刑讯逼供行为，那么，法官还应接受被告有罪指控吗？只要有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那么，法官的确信与接受不一致就是一种正常现象。在此，确信真实说混淆了相信一个命题与接受一个命题之间的区别。由于我们往往接受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和相信我们接受的东西，我们往往忽略了二者的区别，然而，“一个不完全相信P的人可以接受P，这就是说，不处于确信P的主观状态，他能够决定在实践中同意把这个命题作为他自己或其他人证明、论证、推论或思考的一个不成问题的前提” ，比如，前述借款纠纷案即是如此，虽然法官不相信原告的事实主张，但还是接受了原告的事实主张。笔者认为，“相信”与“接受”一个命题具有以下区别，其一，“相信”是一个人的内心状态，而“接受”则是一个人外显的行为，存于己心的是“相信”，表达于外的是“接受”，即使你说：“我姑且相信你的话”，也并不是对你内心状态的描述，只是表明你虽然怀疑但还是接受了他的话。其二，“相信”没有社会意义，因而无需说明理由，一个命题是否可信，可以因人而异，而“接受”则有社会意义，因而应有相应的理由，一个命题是否被接受，应有一定标准而不能因人而异，所以，一个人可能因自己的个性原因不“相信”某个命题，但根据一定标准却不得不接受该命题，或者相反，比如，法官面临众多非法证据，可能相信当事人的主张但却不能接受。其三，“相信”是一个人情不自禁产生的结果，他自己不能决定他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而“接受”则是一个人理性思考的结果，“相信”无应该或不应该可言，“接受”则有规范可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