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管辖的实施并非如一些学者后来所言的是为了向少年法院过渡做准备，而是由于刑事单一化，造成少年法庭案源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出于解决这一矛盾及节约审判力量、减少量刑不一等弊端的目的所寻求的举措。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最初由连云港市首倡，后为上海等地所借鉴和发展完善。1999年3月上海市高院以沪高法第122号文件发布了《关于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据此上海市法院系统率先调整本市少年法庭结构，撤消大部分基层法院少年法庭，仅在长宁区法院、闵行区法院、普陀区法院、闸北区法院设少年法庭，并改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管辖，通过指定管辖分别审理全市大部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少年法庭案源过少的矛盾，但却带来了诸多新的弊端，也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
　　姑且不论这种指定管辖本身是否合法，其所带来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其一，这种指定管辖打破了原有司法管辖体系，而少年案件审判需要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的互相配合与制约，难免造成诸多协调上的矛盾与困难，即便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能达成某种协议，但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其执行仍然很困难；其二，给人民群众造成诉讼不便，增加其诉讼成本；其三，不利于对少年犯的跟踪帮教。少年司法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少年法庭对少年犯的帮教制度，跨地域式指定管辖的实施不仅使这种成效显著且与国际相通的经验予以丢弃，而且严重影响缓刑、免刑少年犯的矫治；其五，各行政区域都有独立的财政，甲地财政支出，办乙地少年犯罪案件，其财政部门、行政长官是否心甘情愿，会带来什么不良影响，值得思考。[3]其六，指定管辖还带来具体执行上的困惑、审判组织上的困惑、定罪量刑平衡上的困惑等新的问题。[4]
　　以上弊端的存在使得指定管辖在全国普遍推广是不大可能的，从指定管辖在全国实际实施情况来看，也仅仅是在江苏、上海等少数几个省市。
　　三、少年法院的创设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
　　从治理青少年犯罪到保护青少年的理念转变要求相应司法体制的变化，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要求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显现少年司法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专家、学者与少年司法实际工作者们在探求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及其发展问题时，几乎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少年法院的创设。有关未来少年法院的模式设计，明显具有针对性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面临的矛盾的意图。人们普遍把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寄希望于少年法院的创设。[5]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今天，少年法庭向少年法院的过渡的必然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其法律依据和可能性向现实性发展所需的条件也已经成熟。[6]创设少年法院已是众望所归，而在上海这一工作已经开始酝酿。但是，少年法院的创设真的可以解决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吗？或者说创设少年法院的意义何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少年法院的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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