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强奸案中受害人往往存在着一种被称为“沉默的强奸反应”现象，即大多数受害人（有关专家估计达80%以上）不愿举报，甚至也不向包括母亲和丈夫在内的任何人提及此事。[6]因此，大多数强奸犯罪事件被隐瞒起来，并未纳入警方统计之中。“强奸的发生率很难测定，尽管所报告的强奸案占所有暴力犯罪的5%——大约2000个女子中每年就有一个被强奸——但是据估计每10个真正被强奸的人中只有一个报告警方。每20个强奸者大约只有一个被逮捕，每30个强奸者中只有一个被起诉；而且每50个强奸者中只有一个被定罪”。[7]性开放的美国尚且如此，我国会有多少强奸犯罪分子逍遥于法网之外呢？苏力教授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分析了一个在农村发生的强奸私了案件。被害人为什么会选择私了，而不愿向司法机关举报？因为如果她请求严格执法，她可能失去很多未来的利益，或者准备承受许多“成本”，她不能不认真考虑到这些可能的后果。而另一方面，如果她选择私了，她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她的名声，较少承担那些可能发生的后果的风险，而且她及其家庭可以得到一笔赔偿。这笔钱对一个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不能轻视的。[8] 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被害人的这种“理性”抉择我们不应单纯指责，而更多的应该是对现行司法体制的反思，因为象案例中张丽那样的烈性女子毕竟是少数。赋予强奸犯罪被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明显增加被害人与犯罪人做斗争的收益，鼓励被害人与强奸犯罪做斗争，遏制强奸犯罪。试想，如果不但可以将犯罪人绳之以法而且还可以获得合理甚至巨额赔偿，那么，还有多少被害人会保持沉默？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对被害人所遭受的诉讼伤害的必要补偿。
　　张丽案中的犯罪人刘某在法院判决赔偿8万元后立即上诉，其实强奸犯罪人拒绝向被害人赔偿是一种普遍现象。一项调查以色列和美国强奸犯对其被害人的态度的研究证实，约有一半的美国罪犯（47%）和2/3的以色列罪犯（61.9%），否认其给被害人造成了任何损害。该研究还证实，以色列和美国的罪犯（包括承认给被害人造成损害的罪犯）几乎都毫不例外地都不愿意给被害人以赔偿（以色列88%，美国占91%）。[9]有一种观点认为，强奸犯在犯罪过程中运用了将犯罪中立化的技巧。[10] 根据这种观点，如果犯罪人承认给被害人造成了损害并给予被害人赔偿就等于破坏了罪犯的自我形象。强奸是对于被所有社会包括犯罪社会（CRIMINAL SOCIAL）所接受的道德准则的违犯。作为侵犯这一道德准则的犯罪的结果，罪犯心理上出现了不平衡，同时存在着要求重新恢复平衡的强烈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罪犯要采取中立化技巧的原因所在；他们否认曾经伤害过被害人，拒绝向被害人赔偿，这样就不感到自己曾经违犯过那项道德准则，而使心理平衡得以恢复。从这个意义上说，让犯罪人向被害人赔偿还可以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罪行，有利于对他们的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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