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各级人大的“个案监督”之所以被放任自流，还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监督情结”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目前主流的政治理论，凡是国家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监督的主体最终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人民”，但实践中却是由诸如人大等国家机构“代表人民”实施监督的。于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机构都有权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法院、公安机关、监狱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实施监督；各种新闻媒介也有权对包括法院在内的国家机构进行舆论监督；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也可以进行监督……这种被泛化的“监督哲学”有其致命的理论缺陷：为防止被监督者滥用权力而设定的监督者，本身就是需要监督的。但是，谁来监督监督者？而从实际效果上看，这种监督往往来自一个机构或者体系的外部，监督既缺乏效率，又容易出现错误。即使是一个刚正不阿的监督者，也会“好心办错事”。如果说监督是为了防止或减少腐败的话，那么这种泛化了的监督机制还会造成腐败的源泉的普遍化。具体到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问题是，谁能够保证实施监督的人大代表本身没有私心甚至不腐败呢？
再次，各级人大对同级法院的“个案监督”，还与中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的法院完全按照政府的行政区划进行设置，也就是说，在县级行政区划以上，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法院。与此相适应，有一级政府，也就有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结果，各级法院无一不是受制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其产生，接受其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与此同时，法院的财政预算和拨款由同级政府负责，法院的人事也基本上由各级政府和党委加以控制。于是，法院司法裁判的地方化也就随之形成了。近年来愈发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其制度上的成因之一就是这种按照行政区划设置法院的制度。因此毫不奇怪，各级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确实有着保护本地方利益、防止本地财源外流的动机。
看来，只要中国的宪政体制不变，各级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还会存在，并有继续加强的趋势。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一监督在合理的程序内进行，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所带来的弊端？
在笔者看来，在国会中设立司法裁判机构，由立法机构行使一部分司法权，这在西方国家不乏先例。例如，英国的上议院作为议会的上院，同时也是有的最高法院；法国的国民议会设有
宪法委员会，大体上起到
宪法法院的作用。但在这些国家，议会行使的司法裁判权有其严格的程序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