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江县彩印厂提起的两起行政诉讼案，均在1996年由受案法院审理终结，两案的审理结果均以四川省技术监督局胜诉而告终。
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质询法院的权力竟然被如此恣意地行使，这无论如何都是对中国法制的一种讽刺。如果说人大对法院的质询本来是为了对法院审判工作进行监督的话，那么这种监督在程序上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并足以构成对程序正义的严重背离。首先，四川省人大的40名代表提出的质询案，是由与本次质询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彩虹电器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省人大代表刘某直接启动的，他在人大会议上散发的材料，使得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对案件已经产生了先入为主的“预断”。其次，作为与质询事项有着利害关系的刘某还直接成为质询者，亲自实施对两级法院院长的质问。再次，质询中漠视
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规定，对法院受理彩印厂的行政诉讼这一正常审判活动大加责难。最后，部分人大代表在新闻媒介面前，不负责任地发表了一些情绪化的言辞，使得法院遭受极大的压力，无法在审理这起行政诉讼案件时保持起码的独立自主性，而不得不屈从于由人大代表和新闻传媒联合发动的舆论攻势。笔者不敢想象，假如那位质询案的始作俑者刘某不是那么大公无私，而是心怀私心，歪曲事实地在四川省人大会议上散发材料的话，那么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原告的彩印厂会注定“冤死无疑”了。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以“质询”的名义进行的所谓“个案监督”，究竟是要防止司法腐败，还是要人为地制造司法不公？
各级人大对法院实施的“个案监督”，除了有“质询”这一“合法”途径以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例如，某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常委会委员发现法院作出的某一判决“确有错误”，就将法院院长传来进行“询问”，明确指出判决的“错误”，要求限期改正；某人在民事诉讼中败诉，将案件情况通报给人大常委会，后者将案件“批转”给法院，要求其限期给予“解决”；某人大常委会委员发现法院所作的某一判决确实“有问题”，就以人大常委会的名义作出决定，要求法院限期对判决书作出大幅度的“修正”。这种种“个案监督”的实践，尽管缺乏
宪法和法律上的根据，却在中国不少地方盛行起来。当然，在目前各地进行的“个案监督”实验中，最具有特色、也最为“前卫”的是所谓的“人大监审团”制度。
这是由河北省固安县在全国首创的“个案监督”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