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证人不出庭作证还给中国的“审判方式改革”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本来，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不应违背司法裁判的基本原理。直接、言辞、公开、辩论式的法庭审判向来是区分现代审判与纠问式审判的重要标志。证人出庭作证是贯彻这些诉讼原则的基本制度保证。然而，绝大多数证人不出庭作证，使得中国的法庭审判呈现出一种书面化、间接化、秘密化甚至行政化的特点，这与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完全背道而驰。
造成证人出庭作证困难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原因其实有两个：一是中国的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建立起完备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尽管法律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法律没有规定任何的处罚手段；对于不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证言，法律没有明确剥夺其证据资格和证据效力。同时，对于不哪些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律也没有规定明确的例外情况。
二是没有建立完备的证人保护和证人补偿制度。证人出庭作证面临着报复、威胁，而目前尚无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证人及其家庭进行妥善的保护；证人因出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无处获得补偿。这使得出庭作证的证人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多危险和后顾之忧。
这两方面的问题似乎都不难得到解决。我们可以借鉴一些法治国家的规定和经验，对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确立从拘传、羁押、罚款到追究刑事责任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责任，使其因不出庭作证而承受消极的法律后果。我们也可以采纳传闻证据法则，对于所有非通过证人本人亲自出庭作证而提出的证言笔录、书面证言、转述而来的证言等，均否认其证据效力。我们也可以明确设立证人出庭作证的例外：证人已经死亡、重病的；因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届时出庭作证的；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证言没有异议而又一致同意其可以不出庭作证的，等等。我们还可以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制度，在各级公安机关内部成立证人保护机构，对那些因出庭作证而面临人身危险的证人，采取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
或许，这些措施经过立法机构的大笔一挥，在即将起草的刑事证据法中都不难得到确立。但问题在于，即使这些制度得到了确立，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真的就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了吗？问题恐怕还远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证人出庭作证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人口流动性不强，公民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迁徙不是太多。因此，大部分中国人往往终其一生地生活在某一特定的地方，并在这一地方与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和小一些的城镇，人们还基本上以血缘关系作为其社会关系的主线，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诸如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学关系等，也大都相对维系在某一特定区域之内。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下，每个人要想过一种质量较好的生活，就都必须依赖这些社会关系，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获得相对较好的名声，并通过各种各样的“人情”获取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社会里，谁愿意去法院出庭作证，证明自己周围的某个人有罪，或者证明某个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呢？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做，那么他肯定会与某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成为敌人，甚至结为世仇。这可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愿付出的代价！
这一问题越在基层就越显得严重。记得在新闻报道中，一位了解其邻居作案情况的农民说过：“宁肯坐一年牢，我也不愿作证人”。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宁肯因为不出庭作证而得罪法院，也不愿、也不敢得罪周围的人，否则难以在当地立足。”
